茨维塔耶娃也许曾久久地盘桓在每一件物品前，想念着流浪在外生死未卜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她的思念让石头都开花了，她终于收到了丈夫的来信。当得知她的丈夫滞留在土耳其有家难回时，茨维塔耶娃立即向当时苏联政府申请去国外。1922年，茨维塔耶娃带着唯一的女儿赶赴德国，在那里与失散已久的丈夫重逢了。后来，一家人又转辗到布拉格，最后在巴黎郊区安顿下来。如果说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也有过快乐的时光，那就当属从与丈夫的重逢到小儿子出生的那段时日了。她在一首叫做《黄昏》的诗中这样写道：

我愿意和你住在一座很小的城市里那里有永恒的黄昏和永恒的歌声郁金香在幽幽地吐着芳香对面的楼房的窗里有位年轻人在吹着笛子你懒懒地躺在床上看着烟灰一点一点地落下

……

这是一幕多么和谐动人的生活图景！而这种和谐动人的生活正好是诗的暖床。她的诗歌在疯狂地生长着，“以星星和玫瑰的方式生长，按照星星的规则，花朵的公式生长”着。

然而，茨维塔耶娃在诗歌旺盛生长的季节里，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孤独中。在巴黎，她的诗在俄国人的圈子里很难被接受，因为她的诗被认为有点“怪”，而她又不肯曲意迎合读者，这使她的处境非常艰难。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她的丈夫和女儿参加了反对弗朗哥政府的秘密地下组织，后遭到驱逐。1939年，她和丈夫带着女儿和儿子一同回到了俄罗斯。

从流落国外的那一天起，重归祖国就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她的丈夫因想念祖国，一直无法平静地生活，但茨维塔耶娃明确地知道，从他们离开祖国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祖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1939年，也就是在他们回到祖国的那一年，她的女儿和丈夫先后被捕入狱，她自己的行踪也遭到监控，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丧失殆尽。她没有栖身之所，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到处游荡。她靠翻译诗文赚得的一点钱维持生计，每个星期还要给监狱里的丈夫和女儿送食物。那是一段非人的岁月，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身心倍受蹂躏。多年以后，俄罗斯作家协会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封茨维塔耶娃写给作协的信，在信上，茨维塔耶娃请求作协给她一份洗碗的工作赖以维生，其言辞之凄切令观者无不动容。

“我的血管猛然被砍开：无法遏制，不能回复，生命向前喷涌……”当喷涌的生命遭到无可抗拒的遏制时，茨维塔耶娃选择了一种最有力的抗拒方式——死。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在鞑

靼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叶拉布加自缢身亡。三封遗书中的一封是留给儿子莫尔的：“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活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在那个喧嚣动乱的年代，茨维塔耶娃的死如露珠跌入大地般悄无声息，最终，人们连她葬在哪里都无从知晓。

在故居三楼的茨维塔耶娃文学纪念馆里，茨维塔耶娃诗集的外文译本摆了满满的一柜。其中有中文译本《致100年以后的你》。封面上，茨维塔耶娃含笑注视着这个曾经让她寒心的世界。目光是柔婉的，就像她的诗。在她的头像下面，是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是，即使在100年以后，她的诗仍然会在世界各地生长着，以星星的法则，以玫瑰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