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想不自量力地为拿着长筒望远镜侦察文学的当代文学观察家，提供一种源自本土文化的视角。自然，任何一种“视角”都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视角”一词业已表明，从“我”的角度能看到什么，也就同时强调了“我”还不能看到什么 。这是笔者在行文过程中时时谨记的一条戒律。本文丝毫没有“复古”或回到“古已有之”的企图——敬请“简体字国学家”不要在这方面对这篇粗陋的小文抱任何希望——它只想摸一摸新潮批评界的绿林好汉们在冲锋陷阵和行侠仗义时，暂时忘记或者看不上眼、看不顺眼的东西。也就是说，“西”瓜已被高明者捡走，我抱住的仅仅是个也许还长有疾病的“东”（冬）瓜。这就注定本文提出的看法不过是一担倒土不洋的杂货，值不了几文钱。

顾准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给他弟弟写过一封信，简约但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 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但顾准考察得更多的也许是中国的主体文化，对潜在于民间的下层文化多少有些忽视。事实上，与史官文化（正史文化）相对应、相对立、始终互渗却又始终相对独立的，还有民间的野史文化。也许，正是野史文化在正史文化大一统的天窗上凿开了一个小孔，使中国人的性灵、肉体有了一个苟延残喘的呼吸道。我认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小说、戏剧）更主要是从野史文化发展出来的。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过于艰难的课题，且让我们从正史文化与野史文化各自的理论支柱——儒道互补与杨墨互补——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