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花腔不易掌握，所以它才显得异常昂贵和功能巨大。小说的主角兼第二个出场的叙事人阿庆尽管耍尽花腔，出于种种原因，仍要对前来调查他反革命行径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保证：“俺有个长处，就是不耍花腔”，正是看中了花腔的巨大作用（或曰好处）；另一个叙事人白圣韬也要向抓住他的国民党中将范继槐（此人是小说中第三个出场的叙事人）保证，自己一贯就是“有甚说甚”，虽然他明知道后者并不全信他滔滔不绝的扯淡，但白圣韬肯定能够猜出一贯擅长花腔的九段高手范继槐，分辨得清他的话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惺惺相惜”和“心照不宣”的内涵在“花腔”的唆使下，被调笑式地发扬光大了。而为了逼真，白圣韬还不得不在真假之间，努力保持一种平衡，以便使他的话语流听上去更加真实可信：这分明就是花腔的昂贵性最主要的含义了。

但李洱的小说恰恰是借用“花腔”一词的外部形象，直指它内部的五脏六腑：李洱的真实目的之一，是想搞清楚或者想说清楚历史的花腔特性（或称“历史的花腔化”）。 因为在李洱看来——整部《花腔》都在帮助李洱向我们作出这样的暗示——历史的本来含义之一就是说谎，就是耍花腔，虽然它也偶尔露出一点儿真相，那也不过是像聪明的白圣韬一样，仅仅是出于对平衡的考虑；而如果没有花腔的深层参与，历史就是不可能的。毕竟历史从来就不仅仅是“现象学”意义上的 [即柯文（Paul A. Cohen）所谓的“事件的历史”]，它更是“阐释学”意义上的（这也是我们始终需要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阐释，正如我们可以想见的那样，从根本上就意味着花腔，或者，阐释天然需要花腔的帮衬才能够稳稳站立（也就是柯文所谓的“神话的历史”）， 毕竟我们对任何过往事件的解释，都是出于眼前的需要，或为了给当下事境作旁证（这就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和克罗齐（Benedetto Groce）所谓“任何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的含义）。正如小说的叙事人之一范继槐所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最忌讳的就是醉酒。酒后吐真言嘛，还有什么比真话更危险的呢？”酒和醉酒是花腔的天敌之一，而真话也正好是历史最大的冤家对头。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酒有能力让最严肃、最坚定的革命者都丧失方向感， 而丧失方向感，恰恰是革命和革命者的巨大真实和最大隐私——我们的生活与人生随时都在为此作证、都随时准备为此作证。很显然，这是酒自身的醉，是酒自身的“醉后吐真言”。

在小说叙述开始后不久，李洱就从容地、然而也是很隐蔽地亮出了底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撒谎、扯淡、有意掩盖真相，不仅是一个学习过程，更是一个自觉运用的过程，因为花腔早已是我们的本能，早已是我们血液、肉体甚至遗传的一部分。白圣韬对那位自称在德国学过花腔的女歌手的反问，帮助小说道出了要的：“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嘛，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也。”因此，剩下来的问题无疑是：对于花腔，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它完美地运用到生活中与历史中。所谓学习过程，就是学会完美地使用它以便创造历史。因为历史促成自身的“老一套胜利”（蒙田语）最常用的技巧就是它。至于我们是如何习得花腔的，李洱对此显然不屑一顾，或者干脆有意将它掩盖和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