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任在二里岗战斗后拖着病体残躯只身一人逃往大荒山，在一所小学暂时安住下来。但他还是很快暴露了行踪：在他从延安出发奔赴二里岗之前，应一位在香港办报的老友的盛情约稿，寄去了他多年前写成的一首诗（即《蚕豆花》）的修改稿，由于邮路不畅，发表时已在二里岗战斗之后、葛任被认为“死难”之际。敏锐的国共两方都从《蚕豆花》发表的时间上，嗅出了葛任可能还活着的蛛丝马迹，也都随即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三个身负追杀葛任或者说降葛任重任的叙事人，分别从重庆和延安出发奔赴大荒山。他们风尘仆仆的脚步声在他们对事件的讲述中清晰可闻，直仿佛匆匆的脚步也构成了历史的声音化的一部分。

延安方面想置葛任于死地——既然他已经被报道为“英勇就义”、“以身殉国”，他就是不想死也由不得他了；重庆方面则想将其说降——既然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既然他并没有杀身成仁、引颈取义，一旦说降成功，不仅于党国大有用处，也够长期敌对的共产党喝一壶。双方的算盘都打得叮当作响，目的不可谓不明确，计划也不可谓不周详，但都在某一方面失算了：他们派去的人都与葛任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执行任务的特派员和钦差们，都在为如何放葛任一马殚精竭虑。

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在小说有意味的艺术空间中，显然有意识地涉及到了“爱”。延安方面认为，葛任只有死才能保住名节，现在杀死他也只能理解为被爱所驱使。一个叫窦思忠的袖珍领导人在向白圣韬交代任务时，说得再明白不过：

（我们）都深爱着葛任。哎，他当时若是就义，便是民族英雄。可如今他什么也不是了。他若是回到延安，定会以叛徒论处。要晓得，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急风骤雨、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一个人不是英雄，就是狗熊。总会有人认为，倘若他没有通敌，他又怎能生还呢？……不杀掉，他也将打成托派，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即使组织上宽大为怀，给他留了条活路，他亦是生不如死。……我们都是菩萨心肠，可为了保护他的名节，我们只能杀掉他。……如果我们还像往常那样深爱着他，那么除了让他销声匿迹，没有别的好办法。

这真是掷地有声的爱的宣言。这是爱的声音化，似乎与历史的声音化无关，实际上又太相关了。因为爱这个人才去杀掉这个人，却又要为此进行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解释或辩护，正是历史的声音化的本义之一，也是历史的声音纵欲术的引论之一，更是历史的狂欢化被随意利用的结果之一——历史的狂欢化被加以利用的方式几乎是无穷的，既然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没有明确方向的，正说明它有可能处处都是“正确”的方向。甚至这种用声音包裹起来的解释或辩护，也已经直接构成了历史的声音化的一部分。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死亡面前，一切语言的纵欲术和声音的纵欲术并没有失效，尽管切切实实的死亡本身并不需要这些嘈杂和饶舌。但对死亡的辩护和解释的目的依然很明确：它要让人安然地甚至是快乐地引颈就死。因为这就是爱，是“花腔”的自为运作赋予“爱”的内在律令。它无可辩驳的理由早已被充分地、滔滔不绝地声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