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完全是个人的心声。在革命眼中，这种个人主义的伤感、迷惘、怀疑、自我分裂甚至隐隐的颓废，都是值得唾弃和鞭挞的。革命似乎天然要以消灭个人主义为职事，至少在完成革命目标的行进过程中就是如此。对于葛任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终于能幸免于难逃离二里岗、逃离延安“窑洞中的红色火苗”当作天赐良机，他正好可以写他的自传《行走的影子》，在回忆中打发最后的岁月；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把自己平静的、逃离革命语境的纯个人生活视作可耻行径。他两者都不想放弃。而这直接构成了葛任明知道自己可以逃走（在私人性的爱的帮助下），但依然选择了对“花腔”语义在具体时空形式帮助下获得的历史伦理叙事的臣服。这肯定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自戕，更不能简约化地理解为置生死于度外。在这里，和那个瞿秋白一样，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心隐情。

由于葛任的特殊身份，既然他享用了私人性的爱，也就得享受私人性的爱和爱与死的伦理学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李洱幽默的叙述中显得惊心动魄——李洱的叙述表明：说到底葛任就是这两者之间激烈冲突的牺牲品或齑粉。由于爱与死的伦理学在“花腔”语义那里赢得了亚里士多德所谓“不可商量”的必然性，葛任的牺牲品和齑粉的身份也就具有了相当强裂的必然性。但它仍然要以葛任内心的极端矛盾、极端苦闷为代价和成本。

葛任不愿意离开大荒山，宁愿安然就死，接受牺牲者的身份认证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他的肺结核。从古至今，有许多关于人的传说，有许多关于人的故事、关于人的灵魂的传奇。而在这些故事中，按照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看法，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类两难处境几乎从来就是疾病。 身体肯定是我们思想甚至一切最主要的疆界，一个知道自己的身体因为疾病离毁灭已经不远，那他就完全有可能不把生死太当一回事。也就是说，这个身体不会给爱与死的伦理学、私人性的爱、革命、个人主义以及历史伦理叙事提供太多的机会。考虑到葛任的伤感、怀疑，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即使充当某种冲突的牺牲品，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葛任真的准备破罐破摔了吗？

第四叙事人引用相关档案对此有过明确描叙：葛任说，他既不愿意回延安，更不愿意投降国民党，哪怕老蒋允诺他组织新党，并在政府内给他的新党五个席位。他只想休息。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他想大休息。瞿秋白临死前的诗句放在这里，正能体现葛任“大休息”的本意：“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作为革命家的葛任并没有选择平静的死去，而是选择了让别人杀死。这在苦闷的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那里，放在小说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双重语境中，有着双重含义：让别人杀死既满足了伤感的个人主义者“大休息”的愿望，也满足了革命的历史伦理叙事对革命者的权威性，从而让革命者为革命作出了最后的贡献。葛任由此两方都不亏欠了。他赢得了尊严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