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洱的小说中，体现普通话对方言的挤压最显著的例子，是对葛任内心隐情的拒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葛任似乎天然需要有较之庸众更为广阔的私人话语空间（即方言）。他逃往大荒山，远离革命阵地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赢得这一空间，他在那里潜心写作《行走的影子》，回忆自己的一生，以打发最后的日子。可以说，那段时间才是葛任最幸福的时光。但作为一个颇有经验的革命家，他懂得普通话和普通话所代表的历史伦理叙事迟早要找上他，要让他为此作出牺牲，并创造出普通话的语义空间所要求的历史。是的，他肯定懂得“以天之高，而不敢举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无所容焉” 的凄凉含义。葛任的死，不仅是历史伦理叙事和爱与死的伦理学所致，也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对抗所致。葛任的自传《行走的影子》最后被范继槐以保护葛任名节的名义化为灰烬，正可谓普通话对于方言的权威性的鲜明“意象”。

假如说讲述中使用的主体方式是普通话，讲述的时空形式是普通话化了的时空形式，在具有集体性的同时，也具有概括、总结和解释能力的抽象性（即一切时空都是普通话化了的时空，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性质相若），考证就是想动用对“对角线图”的醉心沉入，逼迫历史具有方言化的时空形式，也就是说，最终将葛任的心路史全景图从普通话的时空形式中层层剥离出来。很显然，小说在这方面失败了，但这方面的失败，恰好合乎逻辑地、深刻地证明了小说本身的成功。

葛任死了，进入了他所谓的“大休息”境地，彻底抛弃了普通话和方言对他的分裂性裁判，也放弃了历史伦理叙事、爱与死的伦理学和私人性的爱对他的争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大休息”之后，有关他的历史的花腔化仍然还在继续进行。李洱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方面最近的范本。对于葛任和葛任所代表的每一个人的历史的花腔化，还得进行下去，至少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有丝毫止歇的迹象。

2002年1月1日-13日，北京丰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