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这时我格外留恋起国内来了。我打了十年仗，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我还会亲眼看到胜利的今天。可是如今毕竟胜利了，我怎么不该多享受一分胜利的快乐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战场，这个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还有，胜利了，我也28岁了，也应该考虑结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里好好地生活。

再有，我还有在江苏扬中县老家的父亲，在上海做工的母亲，胜利了，我也该尽一尽过去没有尽到的供奉之责呀。

我还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岁，她才6岁，家里没办法养活她，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卖她的那天夜里，妹妹哭，母亲哭，我也哭。我紧紧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不要卖妹妹。我就要长大了，我长大了能养活妹妹。”可是母亲对我说：“你才9岁……”从此我没有见到妹妹。现在胜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去越南，对一个人来说是生活的一个大变化，谁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邓清河是一位师政委，是老红军，他和我谈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过希望留在国内的意思。可是邓政委说，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得服从上级决定，到越南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边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想想那些在过去的战斗中牺牲在身边的许多战士，我能活着看到胜利，怎么还能讨价还价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顾问们，绝大部分人也都怀着同样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们在南京集中以后，上级允许顾问以短暂的时间处理个人事宜。我决心找妹妹。我先赶到无锡，找到同在部队但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他在苏南军区参谋集训队当队长。哥哥告诉我，他已经根据线索到常州找过妹妹，可惜，妹妹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后因病死去了。

听了哥哥的话，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晃，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向哥哥辞行，家事全托付于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7月下旬，我随顾问团来到南宁，团长韦国清也从北京来了。我们在一起制订了《出国守则》。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对顾问团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