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死亡率也没有降低。当时有一首歌谣很流行，小孩跳绳时都会唱：

祖母，祖母，

告诉我。

我究竟

能活几岁？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

很遗憾，许多儿童的寿命还没有跳绳的个数多。小孩被叫去给同龄人送葬，肩上扛着小棺材走街串巷。这是个倒霉差事，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墓地，他们一定很害怕，不比我目击小孩坠楼时遭受的惊吓少。

意外发生的几个月后，女童子军组织队员前往本地消防队参观。我鼓足勇气，向一名消防员打听那个小女孩的情况。“糟糕透顶。”他摇了摇头，绝望地盯着地面。

我不太满意他的回答。我想继续问：“是他们没有捡回她丢失的器官那么糟糕，还是伤得不轻的那种糟糕？难道说她还活着？”

我的确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太害怕，没敢追问下去，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不重要了。也许有一天奥普拉会邀请我上节目，一边剧烈地挥舞手臂，一边大声宣布：“凯特琳，虽然你不知道，但是那个女孩还活着！她就在现场！”但恐惧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谁也改变不了。我开始出现幻觉，哪里都能看见死神。那是一个身穿斗篷的暗影，总徘徊在我的视线边缘。每当我想要直视它时，它就消失不见了。

班里一个名叫布莱斯·桥本的学生得了白血病。我不太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但一个同学告诉我，得了病的人会不停呕吐，直到断气为止。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断定自己也染上了白血病，体内正惨遭病魔折磨。

对死亡的恐惧令我想要夺回控制权。我坚信自己必须讨好死神，证明自己是它的挚爱之一。

我开始通过强迫动作和仪式化行为减少焦虑感。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我需要把一切做好——计算、拍手、触摸、检查——这样才能保证万物平衡，不让死亡找上门来。

我的行为标准虽然随意，但还算理智：喂狗之前，绕着房子连续走三圈；走路时只踩枯树叶，躲开新树叶；查看大门是否锁好，反复检查五次；从三英尺外跳上床；穿过购物中心时屏住呼吸，免得有小孩从楼上掉下来。

校长给我父母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学校谈谈：“道蒂先生、夫人，你们的女儿总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唾沫，我们有些担心。”

有好几个月，我都低着头，让口水流到衣服上，湿渍慢慢扩大，像第二个领口似的。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做出这种举动。我可能觉得，不把口水滴到衣服上是向宇宙神灵宣告，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们随时可以把它夺走。

有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将患者暴露在引发其痛苦或恐惧的环境中，让其认识到，即使不进行仪式化行为，糟糕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我父母那辈人觉得，只有疯子和变态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可爱的八岁女儿用不着（其实我刚刚往领子上吐了唾沫，并强迫自己用手指敲灶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痴迷于死亡，仪式行为也悄然而止，而且再也没梦到过小孩坠楼的场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儿，我拒绝承认死亡对我产生的影响。每当我情绪低落，忧伤随之而来时，我都严格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为内心的脆弱而大为恼火。我无情地痛骂自己：你过得比谁都好，既没挨过饿，又没挨过打，双亲还健在；和别人的痛苦比起来，你的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分明就是一头叽叽歪歪、无足轻重的母牛。

我有时会想，如果能直接认识死神，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会坐在他身边，和他握握手。他也许会说，他是我的亲密伴侣，我的一言一行都将听命于他，并提醒我：“你早晚得去喂蛆。”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那么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为何要在西风这种阴森的火葬场工作呢？那是因为我想对八岁时候的自己做出补偿。由于恐惧，那个小女孩彻夜不敢入眠，蜷缩在好几床被子下面，坚信只要不被死神看见，死神就不会把她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