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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人不是从某块地域上消失的人，而是从某种语言中被抛出而突然喑哑的人。我们在异国的人群中穿梭，想象着抒情的词组，想象着谩骂的最恶俗的言辞，想象着双关、戏拟或反讽的段落，但对象却无迹可寻。这种语言的冲动是至为尴尬的，它同肉身的无效的激情正可比拟:它成为表达的手淫，从自身抵达自身。

因此，被汉语遗弃比被那个叫作“中国”的空间遗弃更为令人绝望。那个在形式上呈现为空间的国度也许需要“民族”这个范畴才能获得它的意味，而民族，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断言的，无非是一个“想象的社团”罢了。这个社团仅有的纽带便是语言。作为符号化的文化，语言不仅曾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形式，诸如渗透在家族网络以及性的关系下的抽象形式，而且也是维系着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基本形式。同世界上所有的语种相同，汉语，毋庸讳言，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或监狱，囚禁着每一个企图说话或聆听的人。然而，正是在与之搏斗的意义上，我们混入了其中，并且许久以来成为极为聒噪的人，以至于我们在失去了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敌人抛弃了）之后显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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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囚禁来说，放逐毕竟是一种对压制的解脱。在这个意义上，放逐无疑体现了一种夸张的自由。在这种自由里，兴奋和无聊是同义的。在这种自由里，声音穿越了足够广袤的空间，却无人听见。

我在另一处谈过囚禁与放逐这两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母题。从语言意义上说，这两个母题似乎更令人不安。当然，放逐的快乐只有在经历了囚禁的痛苦之后才能获得。同样，对于一个深知如何在语言枷锁中挣扎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逃离这种枷锁更快慰的事了。也就是说，对于曾经只有将“痛楚”升华为“坚忍”一词才能说出他肉体苦难的人来说，直接说出“痛楚”是一次极乐的经验。但是，这一次说出却是没有听众的，正如上一次虎视眈眈的听众一样令人沮丧。

不管怎样，语言个体的命运永远徘徊于囚禁与放逐之间:要么被那个体系捕捉，成为执意反抗的或者以径自的、出轨的游戏来藐视体系规范的不安分的囚徒而时时遭到惩罚；要么被那个体系忘却，享受最自由的无限空间，却因孤独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