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阳光地带：经验（与）批判的旅程

把诗集的标题又挪用到批评文集的序言上，无非是为了表明，作为写作的批评和诗，可能是对同样一种历史经验的不同方式的描述。同时，这多少也带有对这样一个疑问的测试：批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诗？

我无法确切地回答为什么要用阳光作为中心意象。对于同代人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感到恐怖和兴奋。不过，那或许正说明了阳光的无时不在、不可驱逐的力量：流动在血液里、如刺刀般炫目的阳光。

始终令我惶惑的是：一种把批评写成诗的企图是否必定遭遇失败？而一种矫枉过正地把批评写成哲学的企图是否必定令人不悦？如果诗和哲学以同等的艰涩拒绝了慵懒的读者，批评怎样承担它的命运？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批评语言的诗性（具象）和哲学性（抽象）必然以各自的方式同现实保持了间距。在这里，批评/批判的间距意味着面对外在和内在现实的不妥协精神。这种不妥协，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继承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我愿意把我们这一代看作“文革”哺育的一代。我们喝的是阳光，吐出的是卡夫卡的虫豸。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会相信，那的确是阳光滋生的虫豸。当然，对虫豸的敏锐察觉标志了我们这一代也是为后“文革”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所染色的一代。

要为这一代人找到他们的（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范型并非难事。我们没有经历过“再教育”，因为我们在那个年代开始时刚刚领受“教育”，而等到“再教育”的年龄却已世事沧桑。我们最初所受的教育纯粹、简洁。1971年，我学会写的第一句中文是：“毛主席万岁！”1974年，我学会说的第二句英文是：“Down with Lin Biao！”

我们每天所需要背诵的神话无不关联着“东风压倒西风”的辉煌主题，在课本上、报纸上、收音机里以及电影院里。扮演“东风”的是工农兵、革命领袖、英雄烈士、地下工作者、红卫兵/红小兵，扮演“西风”的是“地富反坏右”、“帝修反”、“走资派”、鬼子、特务、土匪。我们最能理解的感性历史是从《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白毛女》、《艳阳天》、《金光大道》、《李自成》、《火红的年代》、《青松岭》获取的。历史就是永不闭幕的政治舞台，人人都被安排了各自（代表凯旋或惨败）的角色。

我们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沐浴了红色风暴的洗礼，为第一批戴上红领巾而无限自豪。当我们自己被指定为最幸运的、代表着未来希望的角色时，一种内在的神话便外在化为现实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来说，纯粹的知识从来就不可能存在，知识仅仅是历史戏剧的表演指南。的确，没有比自己来扮演历史主体更令人振奋的事了。哪怕只是少年儿童，哪怕一无所知，只要你参与到革命的时代话语中，便能超越年龄、知识或才能等一切限制，将自己同化于至高的历史主体。对于错过了20世纪60年代“造反运动”的我们来说，只有到70年代中期，教育界的“反潮流”潮流才推动了这样的想象，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学生或多或少获得了“翻身做主”的权力。

精神的狂欢节，并不是只有极乐的高潮。我们同时目睹的是，被历史主体无情地打击的另一方，如果有幸尚未遭到消灭，则蜷缩到社会的角落里去孤独地战栗。这些人为制作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或经典诗词所称的“魑魅魍魉”——出现在现实和艺术的不同领域，使乌托邦的前景变得过于遥远，难以捉摸。昨天的神祇今天被唾弃为魔鬼：现实自身变幻莫测的历史戏剧使神话知识变得不合时宜、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