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的时候，街上还熙熙攘攘，没有多少恐慌的气氛，但我对身边的咳嗽声已经开始敏感躲避。我去西单图书大厦，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书架前战战兢兢地徘徊了一个下午，封住鼻子，擦亮眼睛，用选美般苛刻的眼光浏览，尔后淘汰。一次绝望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中国报告文学的骇人境遇：要么是主旋律的、配合形势的肤浅之作，要么是商业化的、以性爱为主题的粉色诱饵。而略有现实内容的，也大多缺乏批判的锐利、揭示的勇气和思想的新颖。

我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到图书馆去查阅刊载报告文学的杂志。很不幸，附近的国家图书馆此时已经因为非典关闭。于是我只好甩掉门卫闯入此刻已经停课封校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门（尽管我在北师大客座任教，却始终没有拿到工作证），一头扎进报刊阅览室，从书架上搬下一摞摞沉甸甸的《中国作家》、《十月》、《当代》之类，飞速翻到每期的报告文学栏目，一目千行地取舍着。图书馆规定要戴口罩，工作人员不断进场提醒，声称把脱下口罩的学生赶出去。尽管如此，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戴口罩学生的几声咳嗽还是让我心里发毛。我不经意地在2000年第6期的《中国作家》上看到一篇题为《盗猎揭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似乎在一瞬间让我直觉到，这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盗猎揭秘》中的批判与暧昧、故事与评说、见证与数据，都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我匆匆做了笔记，回家后在网上查到更多这篇作品的出版信息，甚至幸运地获得了作者江浩的电邮地址。在购买群众出版社单行本和《中国作家》过期杂志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我给江浩发了一封电子信件，索取一册作者的赠书。江浩很快从美国给我回了信，并且不久回国后就把《盗猎揭秘》寄来了。

同时，我开始关注旅行文学的领域。一部亲身体验陌生地域、具有独特发现的旅行文学作品应当比虚假写实的现实题材作品更有意义。有两套丛书引起了我的注意：《走马黄河丛书》和《走进西藏丛书》。我托友人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一套《走进西藏丛书》，戴了口罩，骑上自行车，才在中关村附近的街头取到。我对范稳的《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一书产生了偏爱，书中描绘的西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混杂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6月21日至22日，第一次评委会在柏林的歌德学院举行。我一到柏林，主办者《国际文坛》的弗兰克·贝贝利奇和艾丝特·加洛多罗便啧啧称赞我选送的《盗猎揭秘》，德国本地的评委布赫一见到我也急切地询问关于这篇作品的详细情况。十几位评委并没有全部出席，但仅出席的十位就代表了主要的语种和地区：除我之外，有日本的池泽夏树（芥川奖获得者），智利的豪尔赫·爱德华兹（塞万提斯奖获得者），旅居法国的吉布提作家阿布德拉曼·瓦贝利，旅居法国的白俄罗斯记者、作家斯威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德国作家、批评家汉斯·克里斯托福·布赫，英国作家、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葡萄牙小说家佩德罗·洛沙·门德斯，印度作家尼尔玛·维尔马，土耳其作家内丁·居塞尔（土语学院奖获得者）。黎巴嫩作家埃利亚斯·库利、美国作家菲利浦·古列维奇和丹麦作家扬·施塔吉因故缺席。这些评委里有一大半本人就是记者或报告文学作家，当然，根据规则，他们不能推荐自己的作品。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出乎意料地成为讨论报告文学的定义。这使得这次的评委会具有了些许的学术讨论班的气息。我强调的两点是：作者亲历的首要性、直接经验和观察的首要性，以及叙事和细节的重要性。其他评委也从不同角度各自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对于反映重大事件的考虑，比如对于作者采访的难度和揭露的勇气的关注。多数评委都和我一样意识到，必须把报告文学同历史、传记等其他非虚构文类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