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或者六岁，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她从来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打听到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办不久，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有句话让我纳闷儿：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儿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儿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发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呵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通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须“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