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调整了一下，按照他调整之后，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美国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越来越体会到，就是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能不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算数。

我上的第二课，就是那年（1971年），美国的提案果然被打败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两阿提案”通过了，我们所有搞联合国工作的人都非常振奋。终于我们要进去了，外交部领导觉得中国进不进去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能由外交部来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去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呢？因为在这之前的25年，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之下，将中国拒之门外达25年之久，还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诬蔑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

现在提案一通过我们就进去了，这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事情还得由中央来定，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率领了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送行。从此，中国和联合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这个角度讲，1971年恢复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不光是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联合国里头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联合国性质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多数，美国一家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也是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鼓舞，在这个形势的推动之下，在整个70年代第三世界高举反帝、反殖旗帜，通过联合国大会里头掌握的多数，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维护了它们的权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决议，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当时我参加了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很艰苦，因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否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这一套游戏规则，另立一套公正的、对第三世界更有利的、第三世界有更大发言权的游戏规则。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中国代表团是跟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经过艰苦的谈判以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案文，正在准备付表决的时候，美国、德国，还有一个国家（可能是日本）,它们认为：“不行，这个方案虽然吸收了我们好多意见，体现了折中妥协的精神，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要通过这个提案的话，我们要求投票表决。并且对有些段落要投反对票。”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道义力量，如果有的国家投了反对票，这就为其拒绝执行这个决议提供了借口，也削弱了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道义力量，所以我们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商量，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针对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态度，我们提对案，即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们就回到原始案文，拿高方案来投票，我们这个主张一提出来，美国就软下来了，因为这高方案里头有很多对其不利的措施，包括国有化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结果各方达成妥协，未经表决协商一致通过。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为宗旨而提出并通过的历史性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