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我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因为全球谈判达成协议，无论从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还是从发展中国家取得金融贸易的更多发言权来说，对我们中国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取决于我们当时比较好的地位，我们跟谈判双方都能说上话。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77国集团利益基本一致，而且有了70年代长达10年的共同斗争的经历，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奉行全面开放的方针，与西方国家也开拓了良好关系。所以利用了这种跟双方都能说上话的独特的地位发挥了桥梁的作用。虽然全球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的建设性作用受到双方的好评。

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就是不再把联合国看成只是一个讲堂，而是全面参加它的活动，特别是实现两个突破：一是接受联合国援助，二是参加维和。在这两个问题上突破了两句话：一是自力更生，二是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我们过去对维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维和是大国操纵小国的工具，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所以我们主张不参加，而且是拒交维和费用。联合国的费用是分两块，正常的会费是成员国必须交的，欠费超过两年你就没有表决权。联合国维和的费用是另外一个账本，这个账本五大国比例要高一点。我们一直拒交最后累计达到5 000万美元，然后1990年起我们开始突破，这个钱当然不再交，和联合国达成妥协方案，我们从此参加维和，这笔钱你们抹掉。联合国当然希望我们参加维和，所以就抹掉这笔钱。

我们至今派遣过军事观察员、警察、工程兵、成建制的非战斗部队，唯一没有派遣就是成建制的战斗部队。累计已经参加了17项维和行为，人数达到7 293个人，在联合国里面排第13位。所以到现在为止，联合国对中国而言不光是一个讲堂还是国际合作的平台。

第三个阶段就是90年代，90年代随着联合国的演变和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在联合国又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主要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常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我们原来对大国主导联合国是否定的、批评的，现在态度改变了。所以参加五常磋商是我们在联合国角色里面的又一个突破。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联合国多边外交已经发展到全面参与、积极应对这样的程度。可以说联合国讨论的所有问题，开展的所有活动，当中都会或多或少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足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参与还处在应对的阶段，虽然是积极应对、灵活应对但毕竟还是应对，还不是主动利用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