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
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在家里“养伤”三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汉市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三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
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
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
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