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王海菜

当我接到要为吕先生百年华诞写纪念文章的通知时，二十多年来的生活经历，迅速在脑

海中闪现，我感到吕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那样深刻、那样无所不在，由这种感觉产生的激情和

冲动，让我立即提起笔来，想要写出这一切。但究竟从何下笔呢? 思之再三，还是先谈做人，

后说治学吧，从这两方面谈谈先生对我的教诲与影响。

先生的家庭生活和谐而温馨，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师母对人和蔼可亲，对先生的照顾更

是无微不至。我每到先生家，总是由师母把我让进屋里，然后细声慢语地告诉正在里间伏案工

作的先生。师母走路的声音几乎是听不到的，她唯恐惊扰了先生。师母说，先生的胃曾动过手

术，须少吃多餐，每晚十一点，总是让深夜工作的先生加次夜餐。家里虽雇有保姆，但照顾先

生，师母一定是亲历亲为的。在一次庆贺先生八十大寿的宴席上，我恰与先生、师母同桌，我问

先生“：在您的贡献与成就里，应有师母的一半JL n巴?’先生愉快地说“：那当然。"先生动过不止

一次大手术，却能健康地工作到九十多岁，成为一代语言学大师，不能不说与幸福温馨的家

庭生活密切相关。先生对师母同样关爱有加。记得一次去先生家，先生很亲切地给我切了

一块儿奶油蛋糕，说“：吃一块儿蛋糕，你也会活到我们这个岁数。"原来那天是师母的生 日。

我将 自己在先生家里看到的这一切，拿来与自己的家庭对比，往往会引起一些 自省，从而化

解了一些家庭矛盾和摩擦，增加了一份温馨与和谐，连续多年被居民大院评为“五好家庭’。

到先生家，常会看见一位比师母还要年长的耄耋老人，那是师母的姐姐。老人家受社会

变迁的影响，别无依靠而长住先生、师母家。当时我想，要是统计家庭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

先生家在北京市可能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又使我看到了一种家庭之外的、亲友间的、恒久

的、默默的关怀与亲情。我的精神再次得到升华。

先生的一生，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奉献。先生对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语文教学、

中学教育、语文普及等方面都奉献了自己高超的智慧和高深的学识。他奉献的历程长达半个

多世纪。直到病重住院，先生仍关心着语言研究工作和语言学界的学风建设，关心着全所同

事。先生把一生节省下来的数万元拿来奖励优秀的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足见先生在身后仍

割舍不下对语言科学的眷念。拿先生的精神比照 自己，常有汗颜无地之感。工作环境和条件

优于先生当年百倍而成就却不及先生之万一姑且不说，在精神和工作态度上也差之甚远。自

己在研究工作中遇到困难(比如写作困难或出版困难)，便常作冉有之“画’(孑L子批评他的弟

56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子冉有常在自己面前画出一条界限，止步不前)。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参与编写的《马氏文通

读本》(以下简称《读本》)部分初稿被吕先生多次打回重做时，我曾情绪沮丧地问过先生“：吕

先生《! 读本》还编吗?"当时我的确打算知难而退了。是先生语气惊讶的一句反问“为什么不

编?"才使工作继续了下来，并使《读本》最终得以完成。止L J,F，近几年出版学术著作，往往要个

人拿出数量可观的“出版费’，我感到难以承受，便发誓不再写书。这种心态，从个人的角度检

讨，是一种缺乏学术责任感的表现。尽管我不时会有如此的不良表现，但吕叔湘精神仍是鞭

策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原动力。二十多年来，我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如老少三

代五L1人长期住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写了几百万字的东西，即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以后，仍不敢懈怠，把原有的几本书进行了增补与修订，目的是让读者得到更完备、更科学的相

关知识和信息。此外，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也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外国留学研究生编写

了古代汉语教材《古代汉语简明读本》。如果有人问我何以如此笔耕不辍?我内心深处最真诚的

回答是“谁让咱是吕先生的学生呢?咱虽不能给他的大名添彩，但也决不能给它抹黑吧’。

多年来，我从先生那里得到了无言的关怀和深沉的爱。1 9 7 8 年以前，我先后在故宫博

物院金石组和宫廷历史组做保管与陈列工作。而我的研究生专业是古代汉语，我渴望专业

回归。但由于不得其门径，事情在一年之内竟毫无进展。后来，是我的老师李何林先生给吕

先生写了一封信，吕先生接信后，当即写信给我的研究生导师马汉麟先生和我的老师张清常

先生了解我的为人和业务情况，并看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公羊传)语法研究》(油印稿)。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语言所的调令。可以说，没有先生的关照，这一生说不定我就得与我所

钟爱的语言学事业分手了。到语言研究所后不久，先生让当时任古汉语室主任的王显先生

问我，愿不愿跟他一起编写《读本》。当时已年逾不惑而业务上还一无建树的我，能在举世闻

名的吕先生指导下从事科研工作，我岂止是愿意? 简直是喜出望外! 我把这件事视为此生

的最大幸事，我感谢命运对我的垂青。

《读本》编写之时，正是先生身兼数要职、各种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开的时候。为了尽快审

阅我交上去的书稿，先生有时不得不把稿子带到人民大会堂去看。即使如此，先生仍怕“耽

误"我，除了嘱我在他审稿期间先做《马氏文通》代字章和句读论两个专题外，还又给我出了

两个论文题目《：先秦疑问代词“谁’与“孰"的比较》以及《“何"与“奚"的异同》。几篇文章写

好后，先生给予热情鼓励，并将其中两篇亲自交给由他任总编的《中国语文》发表。此外，先

生还亲临古汉语室全体会议，明确宣布要我参加室内集体项目《古代汉语虚词通释》的编写

工作。先生在作这些安排时，并没对我说什么，但我心里再清楚不过，先生是为了让我尽快

出点成果。他老人家是为我想的，当时连我自己都未曾想到。

在《读本》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吕先生给责编写信，嘱她把稿酬的 6 o％寄给

我，因为我花的时问精力比他多，因为我比他更需要钱。责编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同

意这样处理，因为我知道，没有先生，便没有《读本》；再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修改基础

不好的稿子，有时比亲自写稿还要费时费力。何况有的段落完全是先生重新写过的呢。最

怀念恩师吕叔湘先生 57

后，是责编调解了这个矛盾：二一添做五。

先生不光关心我，同样关心我的家人。平 H 聊天，先生得知我母亲患有白内障，一次，先

生托人转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是先生从《参考消息》上抄下的治疗白内障的医疗信息。看

后 ，我眼里溢满泪水。

接下来谈谈在治学方面先生对我的教诲与影响。 ，

跟吕先生编写《读本》历时五年。虽说中间也掺杂了一些别的工作，那也不少于三四年

时间。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先生真是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大到此项工作的意义、宗旨，

小到标点符号、行款，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先生把全书所用标点符号写了满满一张纸。如：

(1)鱼尾括 用 于节 次编号

(2)六角括 用于例句编号

(3) 园括 用于注释性质的话…… (见先生手迹原件 )

先生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本身，就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先生告诉我说，早在十年动乱之前，他就有意编撰《读本》，只因诸事烦扰，未能动手。先

生迫切想编《读本》的原因，首先是他充分估计了《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在中国语法

学史上的价值《，文通》的不少见解至今仍无可替代，或至今仍未能逾越。关于这一点，先生

多有论述。如，在《助词说略》中说“：当马建忠模仿西欧的葛郎玛写他的《文通》的时候，他发

现汉语里的‘焉、哉、乎、也，是不能归人欧洲传统词类的任何一类的，于是立助字一类，也是

助词第一次作为语法术语即词类名称之一被提出来。马氏并且说助词是‘华文所独，，这句

话显然是个错误，可是必得在名、代、动、静、状、介、连、叹之外另立一类来收容汉语里的某些

个词，他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汉语语法论文集》，2 7 7 页)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谈到代

词分类时说“：较早的语法书把这些词分属于代名词 (人称、指示、疑问)、形容词 (指示、疑

问)、副词(指示、疑问)三类。这个分法在逻辑上有缺点，既然把指示形容词(副词)和疑问形

容词(副词)纳入形容词(副词)之内，为什么又把人称代名词等等提在名词之外，单独成为一

类呢? 现在比较通行的办法是把这些词归为一类，只分人称、指示、疑问，不分代名词、形容

词、副词。这是继承《马氏文通》的传统，至少在逻辑上较为一贯。’因此，先生在给我的一封

信中说“：《马氏文通》是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人必须读的书。’

先生编撰《读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通》充分暴露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矛盾和问

题。先生在《重印<马氏文通>序》中说“：这些例句里边有不少，作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分

析，就是现在也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但是《文通》把它们摆了出来，而后出的书，包括

我自己的，却把它们藏起来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中说，汉语语法研究“一方面要广泛地调查实际用例，一方面要不断地把问题拿出来理一

理……这样可以开拓思想，有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问题提得对路，解决起来就比较

容易。’先生的话，甚有道理。其实，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

58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关键问题)的过程。与自己的这种观点一脉相承，先生写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正是这本

书，正是这些“问题"，使许多语言学工作者从中找到了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从而有力地推

动了语言学的发展。先生的这一观点，也始终指导着《读本》的编写工作。在导言、按语和注

解中都注重揭露《文通》的矛盾，疏通疑滞，提出问题，启迪思考。

在跟先生编写《读本》之前，我并未受到过严格的科研工作训练，也没有写过多少学术论

文。只在研究生毕业前夕，用了五个月时间赶写了一篇毕业论文《(公羊传>语法研究》，但严

格说来，那只是一个“急就章"。后来写《读本》导言时，我用了一年时间，共写了七万余字，先

生阅后说“拿不出去"，并做了如下批语：

本文写得极为详细，并能就全书内容前后钩稽参照，足见用力甚勤。但是，作为一

部书的导言，也有不足之处。作为导言，放在原书头上，复述内容，宜于大处落墨，撮举

要点，不需要过分详尽。提出问题讨论，应以疏通疑滞为首要任务。要尽量体会马氏本

意，不以词害意，要使看似难于理解之处成为不难理解。评论部分要抓住几个要害，不

要 巨细无遗。并且宜于就《文通》论《文通》，指出它本身的缺点，不要用近今理论去压作

者，后来居上，理有固然。对《文通》的总的评价要能持平，要努力发现它的优点，不可仅

仅许以开创之功。《文通》引例广泛，尽管有的例句的说明不全恰当，总比挑挑拣拣，避

难就易的好。有些地方马氏的分析相当精到，且能阐明规律，又常常联系修辞立论，这

些也都是值得称道的。行文也要讲究锤炼，不可随想随写。要力求要言不烦，以少许胜

人多许。总之，复述原书太多则嫌繁琐，大小问题胪列则嫌枝蔓，行文如讲话则嫌散漫，

这样就使文章减色。希望改写后能除去这些缺点。

我之所以再次(已在《跟从吕先生编(马氏文通读本>》一文中抄录)把它全文照录，是因

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批评文章，它不仅有力地指导我很好地修改并完成了《读本》

导言，而且指导着我尔后二十余年的科研工作。且不说如何客观评价前人成果，写导论性质

的文章如何从大处落墨、撮举要点等，只说“行文要讲究锤炼"“、力求要言不烦，以少许胜人

多许"一点，就指导我初步学会了写学术文章。我不仅将《导言》由七万多字精简为三万多

字，删去大半；而且写其他文章时也注意反复修改，删去每一个可有可无的字眼儿，力求要言

不烦。后来我为管燮初先生的《(左传)句法研究》写了一篇名为《一部专书语法研究的重要

著作》的书评《( 语文研究>1 9 9 6．1)，管先生看后称赞说“写得精练，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记

得在一次闲聊中，吕先生还说过，如果文章的内容相同，它的字数与效果恰成反比。近年来，

研究生们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大有愈写愈长的势头，似乎学问和字数成了正比。愚以为

在寸金寸光阴的今天，文章是应该提倡简练的。吕先生的短文同样是十分精彩的。

这里我想顺便说说先生关于文风问题对我的一次批评。先生看了我写的导言部分初稿

后，曾写了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行文要力求干净利落，避免文白夹杂，避免报章

怀 念 恩 师 吕叔 湘 先 生 5 9

体套语如‘鉴于，、‘基于，等。’这几句话，二十多年来我也未曾忘怀，写文章时更知“足戒’。

跟吕先生编撰《读本》，涉及汉语语法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个问题是可以避而不谈的，这

就使我不得不去全面掌握和熟悉语法知识；为了探求《文通》对后世语法研究的影响，我又不

得不去阅读《文通》以后所有的(凡能找到的)语法著作。这些知识积累，对尔后我的科研工

作和不时担任的教学工作都极有帮助。几年后，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我写了《(马氏文通>

与中国语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 9 9 1)。目前，不少高校中文系开设《马氏文通》专题课或

语法学史课，总是以《读本》和这本书作为必读参考书的。

这里，我想再说几句《读本》出版的意义，以此说明吕先生殚精竭虑在耄耋之年做此项工

作的非凡价值。编写《读本》这个课题一经提出，便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确定为院内的重点科

研项目。《读本》出版后，受到学界普遍好评。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评论说“：从此《马氏

文通》这部语文专书有了令人满意的可读之本，便于翻查检索之本。’“堪称是个飞跃。’他还

称《读本》是“一部既方便读者，又指导、启发读者的传世之作"。2 0 0 1 年《，读本》因“经时间

检验确属学术精品’而被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重出“世纪文库’本。还有的语法学史著作把《读

本》的出版列入汉语语法学史大事记中。可以说《读本》是吕先生在晚年完成的留给语言学

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要财富和珍贵礼物。

在《读本》编写过程中，吕先生把材料与理论的关系形象地比作钱与钱串子的关系，旨在强

调充分掌握语言材料的重要性(而不是否定理论的重要)。我非常推崇先生的这一理念，并以

此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论写书还是写文章，也不论写大文章还是小文章，都要搜集充足的

书证作为依据。凡是我投到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书稿或文稿，一般都能得到“资料丰富、内容扎

实、有新义’一类的评语。拙著《古代疑问词语用法词典》被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称赞

为“内容充实精确’“，是一件巨大的开辟工作’。语言所也曾嘉奖此书，重要原因之一我想也是

它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我觉得，重视材料，绝不意味着轻视理论或方法，而且，我认为任

何一项科研成果都必然受一定理论的指导，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才能产生出来。

要说吕先生对我科研工作的指引，可以远溯到上个世纪 6 o 年代。那时，我在导师马汉

麟先生指导下写完了研究生毕业论文《(公羊传>语法研究》。《公羊传》是用问答体解释《春

秋》经的，其中的疑问词语十分丰富，因此，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也就占了论文的近半篇幅。此

时重读了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其“表达论’中提出若干“范畴’，其中有一个“传疑’(疑

问)范畴，引起了我的关注与思考，使我想把对疑问词语的考察研究从《公羊传》扩大到整个

先秦典籍，也就是想进行古汉语疑问范畴的探索与研究。但不久十年动乱开始，研究工作便

无从谈起。1 9 7 8 年调到语言所后，在其他工作的间隙里，陆续搜集资料逾百万字。直到

2 0 0 1 年《古汉语疑问范畴词典》出版，这项工作才算基本完成。接下来又研究吕先生提出的

另一个范畴——时间范畴。作为其成果《，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已于 2 00 4 年年初由安徽教

育出版社出版。我想把这两部书作为姐妹编献给读者，并告慰先生。目前，从事范畴研究的

古汉语工作者尚不多见。而我觉得，此项研究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在专书语法研究之下

60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的，其所需要付出的精力和时问可能更多。在疑问范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古汉语疑问词语

用法词典》出版后，著名语言学家张永言先生阅后说“：此书虽以‘词典，为名，实为一部功力

深邃的研究著作，与《近代汉语指代词》《、现代汉语八百词》同条共贯……体现了现代语言学

的精神，是一个很好的正确的导向。’张先生的这段评语，既说明了范畴研究的意义，又说明

了我的研究工作是在吕先生的指引下进行的，是“同条共贯’的，是步吕先生之后尘的。

在写这篇纪念性文章时，我除了对先生的深深感激之情外，还对先生怀有一份歉疚。

1 9 8 7 年 ，先生曾致我一封信 ，全文如下：

海菜同志：

《简编》(指《马氏文通》的简编本)是值得做的，可惜我现在已无精力做这种繁琐工

作，姑且写几句要点，供你参考。

有一点要注意。如果《简编》是在《读本》的基础上进行，似应先征求上海教育出版

社意见，如果他们不感兴趣，再跟别的出版社联系。这样较好。

即祝

近好 !

叔 湘

1 2．1 8

《马氏文通》是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人必须读的书，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读起来还是有

一定的困难。首先是内部有矛盾：有时同一名称在不同的地方所指不同；有时同一组词

在不同的地方归入不同的词类。其次是例句多而杂：有些例句与正文不合；有些例句一

处用了，另一处又用；有时候，三五个乃至七八个例句已经够了，引上十来句，甚至二三

十句。行文也有晦涩难懂的情况。因此，如果能下点功夫编一《简编》，把矛盾理顺，去

繁存简，再把难懂的文句(非例句)适当用白话加注，把整个篇幅压缩一半(约二十五万

字)，对于现代读者一定大有帮助。

吕叔 湘

1 9 8 7 1 2 1 8

接信后，我便就此事与上海教育出版社联系，他们表示有困难；其他几个出版社态度也

都相差无多。把这个情况向先生汇报后，先生表示仍可以搞，而不必“急功近利’。但在一个

“急功近利’的大环境里，我仍未能脱俗，最终未能完成先生交给我的这个任务。 。

我把先生的这封信和有关意见公布于此，一方面表示我的歉疚之情，另一方面希望有志于

此的年轻学人能使先生的这一遗愿得以实现。而我已年近古稀，多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