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6月，伦敦市场连续狂涨两年的橡胶交易价格突然逆势下跌，上海橡皮股票不可避免受到波及。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停止受押橡皮股票，并开始追索抵押款。嗅觉灵通的商人、橡皮公司老板趁股票尚在高位紧急抛售，逃之夭夭。及至消息公开，价值千两的股票在一夜间变为不名一文的废纸，来不及抽身的投资者被套牢，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上海滩一派惨烈。

在这轮“橡皮股票风潮”中，上海银钱业成为“重灾区”，共48家钱庄倒闭歇业，占总数55%，欠款总额高达1933万两。鼎鼎大名的义善源、源丰润也未摆脱破产命运，在全国的分号土崩瓦解。受累于此，全国百家钱庄、票号倒闭，国内各大工业城市陷入金融恐慌，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

因股灾引发的家破人亡与自杀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治安迅速恶化。上海商务总会向两江总督紧急发电称，“上海工厂数十家，工人二三十万人，一经停工，与商业治安均有关系，提请代奏”云云。事实上，电文所列数字远远不能概括当时的形势，濒临绝境者岂止数十家？

被反复证明的一个事实是，金融与实业互相渗透，一旦发生股灾，实业必定遭殃。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灾难给初露头角的荣宗敬和荣德生一个“下马威”，他们手中各家企业支离破碎、前途未卜。

最先陷入危机的是振新纱厂。1909年前后，在橡皮股票最火热的时候，荣瑞馨曾大肆投机橡皮股票，不惜向汇丰银行举债，泡沫破裂后不仅血本无归，还面临汇丰银行逼债。为解燃眉之急，荣瑞馨将振新纱厂地契拿到汇丰银行作抵押。岂知“橡皮风潮”蔓延成全国风波，迟迟无力偿还贷款，抵押到期仍无法赎回，汇丰银行遂将振新地契上呈上海道台，声称要查封振新纱厂抵债。

虽然荣宗敬和荣德生负责日常经营，但大股东荣瑞馨掌管纱厂控制权，抵押地契一事瞒着荣氏兄弟和其余股东，直到衙门发来传票，蒙在鼓里的股东方如梦初醒。不幸的是，与振新有业务往来的钱庄、票号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前来讨债。

雪上加霜的振新危在旦夕，荣宗敬与荣德生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向衙门求情，一面四处借款，终于凑足16万两白银，将地契从汇丰银行赎回，并向其他债主许以还款期限，暂时控制住局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投资橡皮股票的振新纱厂损失惨重，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艰辛建立的良好声誉亦付诸东流；随后，茂新面粉厂向天津发货的货轮触礁沉没，折损5万银元，元气大伤；广生钱庄虽逃过“橡皮风潮”，回归、放款等业务却大不如前，挣扎在生死线上。看到荣氏事业不济，合作伙伴脸色大变，索债者不计其数。

这次危机对荣德生产生巨大影响，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记录：“此为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之一次，往来均欠，需用无着，岌岌不保。”荣氏未来还将遭遇无数困难，但这次风波让激进的青年开始学会退让，不再责备求全。为摆脱窘境，荣宗敬和荣德生决定“自断一臂”，将已为“鸡肋”的广生钱庄收盘停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还债和盘活实业，从此专注棉纱与面粉事业。

然而，危机还没有终结。1911年夏，长江洪灾，产棉区收成大减，棉花收购价随之大幅上调。随后爆发武昌起义，市场银根紧缩，贷款利息骤然提高，负债累累的振新纱厂在此陷入经营困境。

工厂财务每况愈下，资金链断裂，荣氏兄弟将300包棉花账单抵押于聚生钱庄，然而只是杯水车薪。随后召开董事会，荣德生请求董事各垫款5000银元赎回账单，奈何无人理会。当时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赎不回棉花账单，振新纱厂必死无疑。荣德生只好去聚生钱庄央求相熟的账房先生，希望可以通融过关，好说歹说终于取回棉花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