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63年，在当时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东站街头拍摄时，意外地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我骑摩托车追上前一问，他们果然是新野县的。这个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兴告诉我，他们刚在家收完麦子，准备扒火车去东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经很炎热了，气温有38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猴子是不愿意表演的。每年这个时候，要想耍猴赚钱，他们就只能到凉爽的东北去。

我和戈洪兴约定，等他秋天回新野收庄稼时去找他。戈洪兴说只要到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他，村里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阳的影友张牛儿一起坐火车到新野，而后辗转坐车到了樊集乡。晚上在一家小店住下，我向店主打听樊集乡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回答说“是”，反问道：“你们俩是干吗的？”我们说：“是照相的。”我们再问店主其他问题，他就开始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了。

第二天，我们找了辆三轮车，一路开到冀湾村。当时正是秋收玉米、种植小麦的时候，用拖拉机耕过的黄土地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田间地头在焚烧秸秆，烟气混杂着新鲜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既新鲜又压抑。

在通往沿途村庄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很多标语：“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条例”“打击违法上访行为”“打110不收费”等。我走过中国的很多村庄，知道只要有什么新的政策、口号，以及当地经常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事，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标语出现在墙上。这种标语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政策、民生、经济等情况，是一种中国特色。

寻找耍猴人的过程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俩像往常一样，背着相机进了村，逢人就打听耍猴人戈洪兴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先把我们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问我们找戈洪兴干吗，我说找他拍猴子，人家顺手一指，有板有眼地说：“前面就是。”

我们俩在村里转了一阵，没有找到。村民们都是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前面就是。”住在村东的人告诉我们戈洪兴家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却说戈洪兴家在村东。有些人看到我们俩拿着相机，干脆就说不认识戈洪兴。

最后，我们俩跟一位老人说，我们在洛阳见过戈洪兴，是戈洪兴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村里的耍猴人，我们是约好来找他的，要拍摄关于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们俩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戈洪兴的家。

我们已经站到戈洪兴家门口了，邻居们还是说不认识戈洪兴这个人。在我们向邻居解释的时候，戈洪兴家出来了一个妇女，看到我们就马上把大门锁上。我上前问：“这是不是戈洪兴的家？”她很不高兴地说：“这里不是戈洪兴的家。”锁上门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锁门的正是戈洪兴的老婆。

以前我们这些摄影师到村里拍摄时，纯朴的村民都很愿意接待我们，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这些邻居还是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