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4年5月5日正式入学编队。第一期学生共470名，合组学生总队，邓演达为总队长，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其中第四队是由备取生编成的。至9月，又将四川省续送的20名学生和军政部讲武堂拨来的150余名学生，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当时王尔琢分在第一队，我和黄鳌、贺声洋都在第二队，后来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周士第将军及原国民党将领黄维、李奇中将军等也都在第二队。

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约四十华里处的黄埔长州岛，故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岛四面环水，又地处长州要塞，为广州军事重地，中山先生特地选中这个地方作为校址。

孙中山先生欲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机构的愿望由来已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却屡起屡败，特别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祸患生于肘腋”，更使中山先生受到极大触动。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作为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保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给予中山先生以极大启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林伯渠等人的热情帮助下，中山先生毅然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在苏俄和中共党人的积极协助下，加紧筹建黄埔军校。因此，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后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寄予了极大期望，他亲任军校总理，并委任蒋介石先生为校长，廖仲恺先生为党代表，此外，当时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要人都在军校各部门中担任重要职务。如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初为戴季陶、邵元冲）；李济深、邓演达分任训练部主任、副主任（邓氏负实际责任）；王柏龄、叶剑英分任教授部主任、副主任；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周俊彦任军需部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有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兼政治部秘书）、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还有苏俄政府派来的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等富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专家指导军校的建设。

黄埔军校自创建之初，就洋溢着生气蓬勃的革命气氛，我们一入军校大门，便望见大门上方装嵌着“革命者来”的匾额，门两侧写有“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校内还张贴着许多诸如“拥护三大政策”、“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等标语，师生们高唱“国民革命歌”和“黄埔校歌”，精神焕发，充满了革命激情。

从5月初入学到6月中旬，军校主要是进行基本的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初时军校的经费十分困难，由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临时设法筹集，并无固定来源。因此我们的生活非常清苦，终日是粗蔬淡饭，住宿房舍亦很简陋。尤其是校内没有浴池，每人仅发一套衬衣裤，同学们在广东地区夏季特有的炎热、潮湿气候中操练，终日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湿了又捂干，干了又湿，人人身上都散发着难闻的汗馊味，非常不舒服。但大家都为投奔革命而来，没有人计较这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倒是那种极端紧张、严格的军事生活，使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开始很不容易适应。每日天不亮，起床号就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一跃而起，飞快地穿衣、叠被、洗脸、上厕所，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刻钟之内完成。由于厕所与宿舍相距较远，我们必须来回跑步才能赶得上时间。然后是一刻钟的开早饭时间，饭后便出操训练或上课。每天的空闲时间很少，大家总是感到时间紧张、不够用。平时教员和各队队长不仅对学生的训练、听课等项要求极为严格，就是内务方面也毫不马虎。例如早晨起床，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军毯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中间，然后将本子、笔、墨水等学习用具整整齐齐地放在毯子边上。晚上睡觉时，也要按要求将衣服脱下放在一定位置，以便夜间突遇紧急情况时，不点灯也能将衣服迅速穿好，不耽误集合时间。这些看来都是些极小的事情，但要一下子做好也是不容易的。记得刚入学不久，我就出过一次笑话。某日晨，我于睡梦中被起床号声惊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叠毯子。可那条毯子怎么也不能叠成上级要求的样式，我在慌乱中，不小心将整瓶墨水都碰翻在毯子上，溅了一床，后来只好报请上级又重新发了一套铺盖。不过，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我们终于还是适应、并深深喜爱上了这种严肃、紧张的军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