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半小时以前，新7军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经派出该军特务连部队搜查，发现中央大街东半侧的警戒部队已加强了兵力，且士兵说话很多是朝鲜语，先前的一阵乱枪便是大街东侧防区街心地堡内的守兵发射的。史、龙二人曾打电话给第60军军部接洽，但电话总机称，与第60军的直达电话线，在三个小时以前就拆除了，因此无法联系。

听了上述情况介绍，我始感到事情已发生突变，看来几小时以前暂52师副师长欧阳午报告的情况并非无中生有。我随即拿起电话听筒要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讲话，但等了很久没人接。再要第60军徐参谋长的电话，也无人接，这更证实了关于第60军起义的说法。我无力地放下话筒，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指第60军）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那突围的事情怎么办？”史说将军忧心忡忡地问。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已不可能，遂命令立即中止突围行动，将已开始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防，并迅速向第60军方向派出警戒。史说等人走后，我又急将第60军的上述情况电告给沈阳卫立煌将军，请示今后行动机宜。

17日拂晓前，我又多次向第60军方面摇电话，最后好容易接通了，但接电话的却不是曾泽生将军，那人在电话里粗声大气地问：“你是谁，要干什么？”我平静地说：“我是兵团司令官，你是谁？请曾军长同我讲话。”过了好一会儿，听筒里才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语气比刚才那位缓和多了：“司令官，我是60军新闻处长。曾军长命我转告您，60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我仍要求与曾将军直接通话，但被拒绝了。我刚懊丧地放下听筒，又接到一向与我和李鸿、史说等人十分亲近的天津《民国日报》青年特派记者杨治兴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很激动地说：“桂公，60军已经起义，曾军长刚刚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转告您，说他决不向您开第一枪，希望您带头率大家举行反蒋起义。您看怎么办？”末了，杨氏又一语双关地加上一句：“桂公，您要尽快拿定主意啊！”我心里烦躁极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放下了听筒。

天亮后，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新7军将领和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等，又相继来到我的住所打探消息。第60军起义的确切消息使大家万分震惊，众人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议对策。正说话间，忽报一名第60军军官前来送信，我即命请进来。那人进来后稍微环视了一下室内，然后举手向我行了个礼，自称是第60军政工处长，特地奉命前来送曾军长的一封信，言毕将信递上。我抽出一看，果然是曾泽生将军写给我的一封字迹十分工整的亲笔信。信中说：　す鹜ニ玖罟倬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之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