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底，我从哈尔滨移居抚顺，受到和在哈尔滨一样的款待。在抚顺的时候，我的生活圈子扩大了，常去看戏，和一些熟人来往。当时，许多在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集中到抚顺，其中有我的老部下廖耀湘、郑庭笈等人，我可以经常看望他们。

过了不久，和我一起从哈尔滨来到抚顺的原第l兵团及新7军投诚军官们，开始分批遣散，不少人还分配了工作，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被委派去部队军事院校担任高级教官，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落后了，心中十分惆怅。6月间，我的夫人陈碧莲从上海来到抚顺。自1948年3月我去长春后，我们夫妻还是第一次见面，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政府对我们很关照，特地另外分配了一处住宅供我们居住。

我在抚顺前后居住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我有充分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当时我读书简直上了瘾，一本接一本地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愈读愈觉得心里亮堂，对许多问题的体会也比较深切了，心境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冷静地思索起自己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二十多年前，我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团结合作，造就出朝气蓬勃的革命形势。我先后参加过东征战役和北伐战争，曾亲身体验到部队内部上下一心，确实有那么一种人人不怕死、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而且处处得到工农民众的拥护和支援，所以革命军队所向无敌，到处打胜仗。

在北伐的过程中，情况变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从打倒列强转而依靠英美势力，以谋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这些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只是感觉到，北伐军渐渐开始腐化了。军队一进城市，军官就去嫖赌，丢下部队不管。部队内部纪律涣散，欺压百姓的事时有发生，军民关系不再像以往那般亲密了。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军队腐化的程度也步步加深。我不知道军队腐化实际上是军队性质蜕变的象征。

1927年国共分裂，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一生政治道路选择上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但在这个关键上我犯了错误。尽管当时我对国民党右派大肆“清共”无法理解，甚至感到痛心；对于一些曾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们惨遭杀害和迫害，内心里非常同情和惋惜。但我始终视国民党为“正统”，认为国民革命只有通过孙中山先生遗下的国民党来完成，因而没有意识到当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便是离开了革命，走上一条与自己初衷相反的政治道路。

在国民党的营垒里，我的道路愈走愈窄，心情也愈来愈痛苦。一方面我意识到这个党正在腐化、堕落，完全背弃了人民。这一点我在抗战胜利后体会最深。接收上海时，国民党大小官员大肆侵吞日伪时期留下的资产，简直是一帮无法无天的匪徒，穷凶极恶，什么都抢，前门贴封条，后门搬物资，坐地分赃，不少人发了大财，却无人理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人民。那时上海物价一日数变，商人囤积居奇，地痞流氓横行不法，小偷扒手多如牛毛，无所谓社会秩序，谈不到生活保障，老百姓终日惶惶，很快失去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以后“接收”东北时也是这样，许多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视去东北为“肥缺”，敲诈勒索，贪污中饱，几乎无所不为，弄得国民党占领区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东北老百姓把国民党中央军称之为“遭殃军”。当时我对此确实感到痛心疾首。但是，另一方面，我在长期反动、封建思想毒害下已无力自拔。尽管后来我在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方面，对国民党政权已经绝望，却始终未曾想过要同它彻底决裂，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相反，我一直以所谓“党国”“忠臣”自居，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其苦撑，甘愿做这个早已腐朽了的政权的殉葬品。当初奉调去东北，以及后来受命去困守长春，无不是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行动的。

长期以来，在我的头脑中，既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但又有封建的愚忠意识。去东北以后，特别是困守长春期间，这两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在精神上为此备受痛苦的煎熬。长春的解放使我自己也得到了解放，从此与曾经走过的漫长的错误道路告别了，精神上得到解脱，政治上获得新生。放下武器以后，在接触的人物中，谁也不曾追究过我历史上的任何一页，也从未强迫我做当时尚不愿做的任何事情。由此我深深体会到肖劲光将军对我说过的“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句话的亲切意味，才真正认识、理解到共产党政策的伟大。

通过在哈尔滨、抚顺期间的认真学习和自我思想斗争，给予我很大的精神力量，使我能以今日之我否定旧日之我并催生未来之我。我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完结，而且正在重新开始，思想也渐渐开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