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佣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配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