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在维也纳开往柏林的列车上，辜鸿铭为了打发时间，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一向爱搞怪的他竟然倒拿着报纸来读。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德国人开始嘀咕起来，见辜鸿铭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德国人大声嘲笑说：“看哪，这个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还要装蒜，连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说完，两人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车厢里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时，辜鸿铭放下手中的报纸，用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德语正色说道：“你们这种毛头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德国的文字简直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根本没意思。”接着，他还真的当众表演了一回倒读报纸的本事，让那两个德国青年彻底败下阵来。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辜鸿铭返回槟榔屿，14年的留学生活已使当日的懵懂少年成为一个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一年后，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在此期间，他每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满口洋文，俨然一副绅士派头，然而，命运注定他不能作为一个生活优裕的官吏平淡了此一生，一次看似偶然的机遇，点燃了父亲、义父、恩师和许多推崇中华文化的西方学者深深埋藏在他心中的中国情节，促使他最终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

1881年，辜鸿铭与被派出访印度、返国途中路经新加坡的马建忠 会晤，两人一见如故，倾谈三日，马建忠对辜鸿铭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数干年的文明，洋洋大观，铸就其精髓的，不外儒道两家。首先抓住这两大经络，弄通了之后，就能触类旁通。……然而儒道两家又不是不能相通融的，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儒家的刚强忠义，所谓君子自强不息，生活中又要有道家的和谐闲适。”又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非常强调闲适和谐。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在阐述一种思想——和谐，这是道家的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相顺应，绝不逆天而行……但现在，中国已在显出老相了……自鸦片战争后，西欧诸国对中国大肆侵略，仗着先进的兵器为所欲为。我们留洋，就是要看看西洋人凭甚么可以到处横行，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看中国人到底甚么地方不行了。然后再设法疗治，使我们的民族老而弥壮，使我们的国家自立于世。”

马建忠的一席话对于辜鸿铭来说，犹如醍醐灌顶。40多年后，辜鸿铭回忆说：“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从此，辜鸿铭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中国，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在此期间，辜鸿铭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帮助张之洞筹划开办枪炮厂，邀请德国兵工专家来华帮助制造枪炮；陪同张之洞迎接来华的俄皇储和希腊王子，以一口流利的法、俄、希腊语震惊四座，受到两位皇子的赞赏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辅助张之洞组建新军；用英文翻译《论语》，致力于向西方阐释和输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