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校长，他以务实进取的治校理念永远地被镌刻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上，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名片，这个人就是梅贻琦，那个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校长胡适齐名并卒于同年的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曾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探寻真知，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的第二年，他接受当时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到母校任教，在任教十几年后，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通过实事求是的授课方式赢得了改制后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的职位。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生运动较为活跃，清华大学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之前，在清华这所举世闻名的学校，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然而，自梅贻琦执掌清华大学之后，清华学子的口号却全都变成了“反对×××，拥护梅校长”。之所以赢得学生的普遍尊敬，正是因为梅贻琦是个务实进取的校长。

梅贻琦的务实进取首先体现在讲求效率，不说废话上，对此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便是他的名言。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清华这所虽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年之间便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虽然没有像胡适那样“暴得大名”，但他却成功地初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而其主要贡献集中体现的一个方面则是严格遴选和延聘教师，全面提升师资水平。

他的务实进取还体现在对知识分子心态的深刻洞察中。梅贻琦非常尊重来校任教的老师们，这体现在他礼聘教师时的一个细节上。当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他就曾亲自到火车站去接赵元任先生，他手捧聘书，一直在车站等到赵元任先生下火车。在那个官僚体制无所不入的年代，这使得赵先生非常感动。靠着对知识分子的真诚态度，梅贻琦使得清华国学研究院拥有了四位国宝级大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他们都和梅贻琦“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可见，梅贻琦是以提高学校学术底蕴为出发点，以内心的尊敬为原则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沟通的，他从不以自己的职位去压低他人，这正是其务实的表现。

在延揽人才方面，也表现出梅贻琦的务实态度，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对华罗庚的培养上。华罗庚最初只有初中学历，曾经做过店员、小学教员，后因其数学天赋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再后来，又破格将其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这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读书，并最终被英国剑桥大学诚邀做“访问研究”，并在剑桥大学写出了自己第一篇震惊世界学术领域的论文。归国后，他又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支持下竟然跨过了讲师、副教授这两个台阶，直接被聘为教授。不过分地说，华罗庚教授的成名之路正是梅贻琦校长务实态度的集中表现。

同时，为了提高校园内学术的氛围，引进国外先进学术观点，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他执掌清华的时期采用的方法也别具一格，比如实行宽松的休假

制度——工作一定年限后，教授就可以休假一年，还可赴欧美研究，而学校则在开支一半薪水的同时，给予往返路费。这种做法，使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开拓了眼界，从海外带回了不同的理念，这使得校园重学术的风气盛行。后来，他把这种做法迁移到西南联大，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名士如云，课程总数达到1600门。这种良好的校风，不仅使教师间迥异学术及兴趣爱好能够得到相互印证，还大大滋养了学生的身心。

“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然而，人们在评价梅贻琦时，却只能“翕然称之”“胥无异词”，这正与他务实进取的风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