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一手创办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朵奇葩——私立南开教育，张伯苓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南开先生”。张伯苓一生献给教育，殚精竭虑四十余年，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实验小学等。以一己之力，在乱世中国发起并创办出流传后世、至今仍惠及万千学子的南开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英才，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甲午战争之后，刚从天津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奉命到海军“通济”舰服役，亲身经历了“通济”舰降下日本太阳旗，升起了清朝龙旗，不久又被迫升起英国米字旗的屈辱。“国帜三易”使张伯苓感到痛彻心肺，以至于几十年之后还不能释怀：“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面对民族面临着的巨大劫难，作为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张伯苓深深认识到，只有“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才能挽救国家，挽救民族。兴办教育就这样成了张伯苓终其一生的宏愿。

很快，张伯苓从海军退役，接受天津巨商、开明乡绅严范孙的聘请，到私塾严氏家馆任教，开始了他投身新式教育事业的第一步。1904年，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创办了私立第一中学堂，在保持传统私学特色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很多新式教育的要素，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活力。在张伯苓的努力下，私立第一中学堂越办越好，很快在社会上崭露头角。1907年，清政府派专员到直隶地区调查各校的办学情况，对私立第一中学堂评价颇高，认为该校“程度为各中学堂之冠”，张伯苓也因此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随着私立第一中学堂的不断发展，张伯苓决意另觅他处建校。由于是私人办学，维持日常开销的办学经费原本只靠严家个人捐助和少量的学费收入，显然无力筹建新校。张伯苓不畏艰难，四处寻求可能获得办学经费的渠道，最终，他坚持办学、培育人才的精神和办学热忱感动了天津的乡绅名流和直隶提学使卢木斋，共筹得建校资金白银2.65万两。1908年，新校园顺利竣工，私立第一中学堂首届学生33人在新校舍举行了毕业典礼，这批毕业生中，有后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1911年，私立第一中学堂获得政府划拨的公办经费，学校也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公费的划拨大大缓解了办学经费紧张的状况，也更为有效地保证了张伯苓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谋求学校发展的思想付诸实施。次年，公立南开中学堂改名为南开学校，为尽可能免受时政的束缚和干涉，校长张伯苓毅然决定私立办学。到1916年，南开学校已发展为学生近千人，校园面积为150亩的较大规模。

在成功创办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等人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张伯苓本人则肩负起筹募办学经费的重任。几经辛苦，这年秋，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众多学子慕名而来，在招收的首届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随着招生规模的越来越大，张伯苓决定另建新校，后圈地七百余亩修建大学新校舍，迎来长足发展。南开大学的创立凝聚着张伯苓兴学奉献的聪明智慧，也标志着张伯苓个人创办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中国私立大学史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私立学校的创办者，张伯苓兴学40多年所历经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从未退缩，张伯苓曾形容自己是一块“只须不断地向前滚石头”，他“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正是这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信念，最终矗立起南开这座教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