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抗争、流离，全国上下已难以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代的变迁也促使着知识界的改变，从北京远涉万里来到西南联大后，一些原本无心于政治的学者教授，在时代的刺激和感召下，已不再坚守原来那份清雅，开始参议时政，这其中就有雷海宗。

雷海宗勤于历史的教学研究和著述，终其一生，几乎未曾离开过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校园。有美国留学背景的他，原本打算在宁静的学术殿堂，做一名专职学者。但是，抗战开始后，书斋的平静没有了，眼见家园的残破，人民的屈辱，生活的困顿，令他义愤填膺；而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气概，彻底改变了原来他的某些消极看法，沉潜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入世”情怀，被民族情感和责任意识激发出来，他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撰稿、演讲，竭力以文化报国，为抗战服务。

这一时期，雷海宗除了教学外，还投入巨大的精力，撰写学术文章和时评文章。除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一些学术性文章外，他还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依靠自己广博的学识撰写评论文章，积极宣传抗日，先后发表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等文章。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他热情歌颂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比，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

在撰写文章之外，雷海宗积极参与关于时局的活动，二战结束后，美、英、苏缔结《雅尔塔协定》，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及其在中国东北迟迟不撤军的做法，引发全国各地的抗议游行。雷海宗在西南联大举办的“东北问题演讲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加入了数千名联大师生参与的反苏游行队伍。联大即将解散之际，好友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枪杀，雷海宗对此种暴行义愤填膺，他是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并在追悼会上深情宣读了祭文。据说，他还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保存下来，以怀念亡友。

抗战后期，美国以促进学术交流和改善生活条件为由，为部分中国教授提供赴美讲学的机会，雷海宗也在被邀请之列，但面对破碎的山河和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他不为所动，决心与全国人民并肩奋战，毅然谢绝了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