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周培源，第一次赴美归来后便留校任教，等到他第二次赴美再度归来时，清华大学却因战争原因面临着南迁的命运。为此，周培源不得不踏上千里迢迢的南迁路，继而，也开始了他在西南联大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岁月。

从清华毕业的周培源，按照清华优秀毕业生留学欧美的传统，自然也来到美国大学中进行深造。待回国后，即1929年，年仅27岁的周培源被聘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也是他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开端。之后，周培源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再度赴美进行研究工作。1937年，周培源一家刚刚从美国回来，生活还没有安顿下来，“七七事变”事变就爆发了，8月份日军就进入了清华园。作为清华教授会秘书，周培源协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安排一些教授的撤离工作，并与他们一起经天津辗转南下，到长沙，然后又到后来西南联大的诞生地——昆明。由于战乱和交通不便，整个路程走得十分艰难，仅从长沙走到昆明就用了68天的时间。当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学时候，已经是1938年5月4日了。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然很多是名家大宿，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过得都是差不多的苦日子。由于物价飞涨,他们不得不靠卖字、代课、治印等技能维持生计、贴补家用。那时候，居住条件十分有限，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十几口人，曾中间以布帘相隔，合住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的艰难之外是生命的威胁，1940年和1941年间，日本频繁空袭昆明，使教授们在忙教育、搞学术、谋生计之外，还要躲避日本军机的轰炸。为此，教授们都刻意分散开居住，有的甚至住在郊区。周培源一家也是几经搬迁后，才在昆明城西南郊滇池边的一个小山村里稳定下来。

西南联大坐落在昆明城西北部，与周培源所居住的山村之间陆路相距19公里，走水路则需要三个半小时，除了上课，周培源每天还要送两个女儿到距离村庄6公里的车家壁上学。由于周培源年轻的时候会骑马，所以为了便于上课和送两位女儿上学，他就买了一匹马代步。据说，他的那匹马是枣红色的，强健有力，取“中华之龙”的意思，名曰“华龙”。他每次骑着“华龙”从校园穿过，给人的感觉十分威武，师生们送了他一个雅号，美其名曰：“周大将军”。

周培源当时在西南联大是每周的一、三、五上课，二、四、六休息，他每天都早早起床，喂马备鞍，然后自己牵着马把两个女儿送到学校。逢上课日的时候，他就在送完女儿后骑马去学校上课，非上课日就做马倌，上山放马。他把生活处理得如此妥帖，经常受到好友金岳霖的称赞，说如果同样被困荒岛，自己和叶企孙肯定是先被饿死，而周培源要么会活得久一些，要么因为会打理生活而活下去。

周培源“联大走单骑”，为上课风雨无阻，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这风景并非一向都这么美好，有一次“华龙”受惊，拼命奔跑，“周大将军”被一下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一只脚卡在马镫上，被拖了好远才被人拦住，所幸有惊无险。

就这样，周培源用乐观的心境，依靠自己的“单骑”连接着陋室与西南联大的教室，并培养出了王竹溪、彭桓武、张守廉、郭永怀、朱光亚、林家翘等众多知名的物理学家、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也在西南联大时期受过其教诲。表面上联大校园内这道独特的风景具有田园牧歌的味道，哪怕是带有丝丝苦涩，实质上，于国难当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时刻，周培源作为掌握可为军事服务的科学技能的学人，其心态是焦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