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八月，武斗的枪声渐渐平息，“红色政权”——各派势力平衡不均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村一个村地宣告成立，天下该是太平了。但娘仍是不让我到处跑，天不黑就关门，蒙了被子到炕上去睡。我那时好犟，嫌娘太胆儿小，说村子里谁家孩子不在热闹，偏偏咱家前门关了，后门掩了，自己吓自己呢。娘扇我个耳光，臭骂一通，末了却抹着泪说：“咱怎么能和人家比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父亲回来，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娘一说这话，我就不言语了。父亲，一个忠厚本分的教了数十年小学和中学语文的老师，被一个无赖轻易地诬陷，一夜之间，便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如今还在“学习班”上啊。枪声的消失，使我们解除了命在旦夕的恐惧，但那丁丁咣咣——开批斗会是少不了这种打击乐的助威的——锣鼓声，却更加不安了我们对父亲的牵挂。

一日，正是黄昏，院门被人敲响，娘将我们兄妹拉进小房门里，死不出声。那敲门声响了一阵，就有人直接在后窗外喊我的名字，我听出是我的同学，将头从窗缝探出去。

“平娃，我是来给说句话的；你接到学校的通知了吗?”

“通知?是让咱们去‘复课闹革命’吗?”

“你还想着读书?咱们要毕业了!通知去学校领毕业证呢!”

“你胡说!”

“谁骗你，让谁当了牛鬼蛇神，进‘学习班’去!”

第二天，我揣了几个蒸红薯，小跑步儿赶到十五里外的商洛镇中学去。“文化大革命”一兴起，先还觉得新鲜，哭着闹着要戴那“红卫兵”的袖章，但拳头武斗一开始，我就偷偷跑回家去，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未进过这学校了。那棕红色的大门，一边已经裂了；花坛上的防御工事，石头和沙袋拆除了一半；而高高的墙壁上，枪弹爆裂的洞孔还清清楚楚地保留着，据说有一位“烈士”鲜血直喷射到高墙的瓦槽上，我没有去辨认，一头钻进大门，去寻找我上过课的教室了。

教室的门口，被架起来的桌凳堵塞着，院子里，满是碎石、砖块和零拆下来的桌子腿，全校没有一扇窗子是完整的玻璃了。我茫然地站在那里，看见入校时我亲自栽种的那棵小白杨，被刀拦腰砍断去，木桩的碴口上，已经隆起了一块肿瘤似的块疤。

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我看着硬纸，上面写道：“贾平娃，男，十四岁，在我校学业期满，准予毕业。一九六七年八月。”

眼下是六八年，领的却是六七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我算得什么初中毕业生?!

“老师，我不毕业。我这就再读不上书了吗?”

“我哪里想让你们这样出校门呢?”班主任说，“你们学到了方程，六八级连第一册都没学完也就要毕业了。”

我当下就委屈地哭了。四年前，我到这里参加考试的时候，一走出考场，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父亲是一早从四十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当下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答案时，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问起作文，我嚅嚅讷讷复述了一遍，他的手又伸过来，但他没有打耳光，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骂了句“好小子”!当我的名字以第三名成绩出现在考榜之上，一家人喜欢得放了鞭炮，而又从此得到了父亲为我特买的一支钢笔。初入学的一年半里，我每个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米面，提着酸菜罐子到学校去，那十五里的沙石公路上，罐子被打碎过六次。我保留着六条罐子系带，梦想着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可现在，我才学到了方程，我就要毕业了，就要永远不能坐在教室里读书了?!

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了校外的公路上。我是他的得意学生，在校的时候，规定每周一次作文，而我总是作两次让他批改。他抚摸着我的头，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说：

“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走掉了，走了好远回过头，老师还站在那里，瞧见我看他，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农民。

我开始使用一本劳动手册。

清早，上工铃一响，就得赶紧起来，脸是不洗的，头发早剃光了，再用不着梳理，偷偷从柜里抓出一把红薯干片儿装在口袋，就往大场上跑：队长是在那里分配活路的。或者是套牛，“跟斗”滑了，踮着脚尖在牛脖子上摆好；“撇绳”绊了，蹴下身去扳牛腿；歇晌的时候，两头牛常常头碰头地抵起来，用鞭子如何也打不开，就吓得变脸失色地哭。或者去割草，背一个和身子差不多高的大背篓，过深深的丹江河到山上去，到处跑着撵蒿草，割下了又背不下来，扎起草捆推下山，扎绳又断了，草扬得没个踪影。哭一阵，又重割，露水沾湿了浑身，又常常撞动了草丛中的长虫和野蜂，长虫可以避开，野蜂却成团紧追而来，忙睡倒在地上装死，还是少不了一蜇，须急忙将小便或鼻涕涂在患处。天黑了，呼呼噜噜喝三碗糊糊饭，拿着手册去落工，工分栏里一满写着“三分”。

那时候，队里穷极了，一个工值是二角五分，这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报酬是七分五厘钱。

我咒骂过队长，嫌给我评的工分低，我将队长的名字写在石头上，然后挖了坟坑埋葬了。娘却总是吓唬我，不让去找队长辩理。

“咱现在是黑人，可不敢在人面前要强，惹不起躲起，人家谁的小拇指头都比咱的腰粗。你好好长吧，再过一年，力气大了，难道老让你挣三分工吗?”

这期间，父亲夜里可以从学习班回来睡觉。一到村口，他就要摘下带着黑帮字样的白袖筒，天明走时，一出村就又戴上。他教了一辈子书，未经过什么大事，又怕又气，人瘦得失了形。每次出门，就要亲亲我们，对娘说：

“他们常常开会，突然就宣布逮捕人，说不定今日我就不得回来了。要真的不能回来，你不要领平儿他们来，让人捎一床被子就是了。”

说罢，一家人都哭了。娘总要给他换上新洗的衣服；父亲剪下领口的扣子，防止用绳索绑绑时，那领口扣子会勒住脖子憋住了气的。

父亲一走，娘就抱着我们哭。但去上工的时候，却一定要我们在盆子里洗脸，不许一个红肿着眼睛出去。

过罢年，学习班突然不让父亲夜里再回来，将他关押在他任教的一所小学校里交代“罪行”。不停地有人传来消息，说父亲拒不认罪，被捆了几绳，有一个麻脸无赖将他打得口鼻出血。我气愤极了，整日计算着去报复那个无赖，娘怕我惹出事来，就将我狠狠地打了一顿，硬逼着我给她回话：安安分分在家呆着。我一肚子痛苦，发泄不了，就常常一个人跑到那个小学围墙外转悠。围墙很高，看不见里边，也听不见里边的动静，大门口站着凶神一样的造反派看守，好说歹说也不让进去看看父亲。我只好又返回家，在丹江河上的那条铁索桥上使劲地晃摇。这桥我以前一步也不敢过，走上去，脚抬多高，桥面也随脚浮多高，天摇地动的；如今我一点胆怯也没有了，双脚拼命地摆动桥面，恨不得将这天地全摆动个翻过。回到家里，村里的孩子们都在放着风筝，风筝是那样的自由自在，但弟弟妹妹却坐在门口呆呆地一动不动。

“放风筝去!”我大声地说，几乎在命令着他们。

我们也糊起了风筝，在阴沉沉的冰冷的高空里，我们的风筝放得最高，也最远。

秋天里，父亲回来了，从此他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开除公职回来，再也不去那几十年投入了全部身心而又摧残了全部身心的学校了。他到家的那天，我正在山坡红薯地里拔草，闻讯赶回来，院子里站满了人，一片哭声，我门槛跨不过去，浑身就软得倒在地上。娘拉我到了小房里，父亲是睡在炕上，一见我就死死抱住，放声大哭了：

“儿呀，我害了你啊!我害了我娃啊!”

我从未见过父亲这么哭着，害怕极了，想给他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样说，只是让父亲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

父亲浑身是伤，伤得最厉害的莫过于是他一颗忠厚本分的心，他受不了这种屈辱，又悲又痛，就病倒了。父亲一睡倒，家里家外一切重担全都落在娘的身上。多年的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她的身子到了极端虚弱的地步，没过多久，胃病也就发作了。每次犯病，就疼痛得在炕上翻来覆去，不吃不喝，又直吐酸水，睡在那里只有一丝儿气了。我们到处借钱给娘抓药，账欠了很多，有人害怕我们还不起，也就不借了，娘后来病一犯，就只好用土方子整治，一直要睡倒七天，或者十天半月，才能下炕。在那段时间，我和弟弟确实祈求过神，跪在村后河湾处一座被拆除了房子的小庙旧址上叩着一个响头又一个响头。

家里什么都变卖了，我们兄妹的衣服，冬天里装上絮套就是棉，夏天里抽去絮套就是单。我那支上中学买的钢笔，却依然插在我的口袋里。村里人都嘲笑我，但我偏笔不离身：它标志着我是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标志着我是一个教师的儿子!每天夜里，我和父亲就坐在小油灯下，他说，我记，我们写着一份一份“翻案”状子，寄到省上、县上、社地，一份不行，再写一份，我们相信着我们无罪，要求重新调查落实。娘看着我，说：

“平儿书没白念呢!”

父亲就对我说：

“吃瞎穿瞎不算可怜，肚里没文化，那就要算真可怜。你要叼空读读书，不管日月多么艰难，咱这门里可不能出白丁啊!”

我记着父亲的话，开始读起我过去学过的课本，读起父亲放在楼上的几大堆书来。书是很杂的，但更多的是鲁迅的作品；顶喜欢的要算是鲁迅的那些杂文了，读着虽不十分懂，但能懂的地方，却觉得特别过瘾。越读越放不下，每天中午收工回来，娘还未将饭做熟，我就钻到楼上，在那里铺一张席，躺着来看。吃罢饭，要是夏天，开工还不到时间，大人都到门前树下去乘凉，四邻的孩子们也三三两两去河中玩水了，我就又趴在楼上看书。楼上很热，我脱得赤条条的，开工铃响了，爬起来，那席上就出现一个湿湿的人字形汗痕。

痛心的是这年秋天，要账的人很多，而且在家大吵大闹，我和父亲没有在家，娘一时气不过，就将这些书担了满满两筐到合作社去卖废纸。我知道后，撵到合作社，书已经过了秤，我和娘好一顿吵嚷，总算抱回来了两捆。娘将卖书钱还给了讨账人，踉踉跄跄回来，就给我流着泪说她不好。我看着可怜的娘，再也没有怨她、怪她，又给娘说起了安慰话，母子便又是一场痛哭。

书剩下了两捆，我越发珍贵起来，在楼上钉了一个木板架子，一本一本整齐地放在那里，看过一遍，又看过一遍。家里人都发觉我看书看出瘾了，到任何地方去，见到什么书就想着法儿给我借回来。娘常常后悔她卖书的过错，有一次翻箱子，翻出她早年夹鞋样的一本书来，就交给了我，我一看却是一本《中国地理地图》，当下就笑了，却直对着娘说：

“这是本好书，这真是好书呢!”

那年月，人活得不精神，天也不时地也不利了，麦秋二季的庄稼总是受旱，粮食一直收不下。家里没有钱，更没有粮。弟弟也从小学休退回来劳动，他长得又粗又高，我们的工分由“三分”上升到三分五厘，再到五分、六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干上一年，仍包不住粮钱，而粮呢，却分得极少，一年到头稀溜溜饭喝着，还总是一季赶不及一季。夏里自留地里总是种着大麦，成熟得早，黄一片，割一片，在碾子上踹了皮就煮着吃。秋里，自留地里包谷还是嫩颗，就用指甲抠下来碾成稀粥做糊糊汤。最猴急的是二三月里，饭食不好，天又特长，娘每次做饭，若是糁子汤，她就要温半碗红薯面捏着菜窝窝煮在里边：大的一个是给父亲的，小的两个是分别给我和弟弟的，顶小的没有包菜的是给小妹的。而她只是喝汤。我把菜窝窝分一半过去，她倒骂我，说是她有胃病，吃那么硬的东西不是要犯病吗?若是吃糊涂面条，不下菜前，她给父亲盛一碗，下一笊篱酸菜了，分别给我和弟弟盛一碗，然后就再下一盆酸菜，她的碗里，几乎是没有一条面儿了。这么过着一段日子，后来连酸菜也没有了，我们每天收工回来，都沿路挖野菜：灰条、刺蝶、打儿蔓、猪耳朵、苦苦菜、拳芽；还有一种叫老鸦蒜的，煮熟了，装在笼里五天五夜在泉里泡，等水拔去涩麻，吃起来甜面面的，吃后却万不敢喝生水，否则几天里拉屎也不成个形状。

好容易熬到要分麦了，一决算，我们家欠队里五十多元粮钱，必须限期交上，否则就不分粮。在以前父亲有工资的时候，我们家季季的粮钱，都是本家子或者四邻争着让从他们的余粮钱中抵除，因为这笔钱不久父亲就可以还清的，又常常还得比原账多那么几元，这样，一可以有利可沾，二又落了人情。现在，娘去求好几户本家子，他们都借故急着用钱而拒绝抵除了。这使我们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和侮辱，眼看着旁人一担一担往家里挑分得的新麦，父亲和娘急得满口火泡，没个办法。

在这短短的十多天里，我一下子懂了好多事，知道了什么是人情世故，什么是世态炎凉。悲愤之际，就趴在楼上，学着鲁迅杂文的笔法，记我心中的怨情。这便是我第一次进行的创作，每次写完，常要掩了门，大声念着。父亲回来，在门外还以为我在家和谁骂仗呢，当发现了我写的东西后，就一把夺过去塞在炕洞里烧了。

“你寻着死吗?这文章敢让外人知道吗?世事就是这样，你知道就行了，孩子。文章倒写得不错，怎么就那么多错别字，‘卑鄙’的‘鄙’字哪是‘批’字呢?!”

他蹴在地上，用指头在地上更正着。

“你以先那么待他们，现在就落这么个好报吗?世上的人都是这么瞅红灭黑，等我长大挣了钱了，我宁肯撂到河里，也不肯给这些人一分一厘了!”

“胡说!世上好人仍是多着哩，他们总没有把我当四类分子看待，动不动去批斗吧?不借给咱钱，他们也是没多余的嘛。出去再不要忌恨人家。咱慢慢再想办法吧。”

父亲的话是对的，果然过了几天，父亲的一些学生从外地回来，给我们援助了一笔钱。饥了给一口，强似饱了给一斗。这事使一家人感激涕零，也使我的世界观得到了改变：世上毕竟是有着好人啊!

粮食艰难地背回来，一家人心都盛盛的，决心要自强不息，把这个家支撑好，再不要被外人笑话。家里从此再没有吵声和哭声，父亲和娘天天出工，我和弟弟上山采药，下河捉鳖，和泥做坯，凡是能卖钱的活计，我们都去干。那几个冬天里，我们从不穿袜子，草鞋也是自己编。穷困的日子，倒使我们身骨一天一天硬棒起来，能挖能锄，能担能挑，我们的工分增加到八分了。

最难忘的是我们去南山打柴。半夜里，娘就起来将早饭做好了，几乎总是糊糊，我和弟弟站在厨房里吃，娘就一直坐在灶口下看着我们，千声万声地叮咛着上山脚下要留神，过河求大人拉上，不要背得过重。我们吃上两碗，一定让她吃些，她总是不肯，让得紧了，就生了气，反身进小房去睡了。我们便又端上两碗到小房去，让父亲也吃一碗。父亲坐起来，接过了碗，却硬将睡梦中的小妹拉起来，让她吃。吃罢饭，带上红薯干粮，我们赶天亮到了山上，吃中午饭就可以背六十多斤柴火回来。有一个冬天，山上冰雪很厚，我们将背篓和干粮放在一块大石旁边，就在草鞋底上又缠了好多葛条爬到山顶去。等把柴砍好了，扎成捆从山上推下来，却发现老鸦将干粮吃光了。我们坐在石头上哭一阵，骂一阵，末了还是背了柴火往回走，又饥又饿，过一条河上的列石时，一脚未踏稳，栽倒在河里，等爬起来，额上碰了一个洞，血流不止。忙用小便涂在伤口，又嚼了一把蓖蓖草敷在上面，血是止住了，但天晕地转立不起身子，就睡倒在一面大青石板上。消息传回去，父亲那天又不在家，娘吓得呜呜哭，忙跑来接我，一直到了天黑严了，我们才回到了家。

从那以后，娘就不让我上山去打柴了，她每天不明起来，就抱了扫帚去河堤上扫落叶，麦秋二季，又是一夜一夜去田地里拔麦根和稻草根，院子里就堆起老大老大一个柴积子。再就是一心饲养猪，猪成了家里经济收入的惟一希望。但因为没有粮食喂，一天三顿的野草，猪架子倒很大，却上不了膘，一身的红绒毛不退。娘信迷信，以为是猪圈庄子地界不好，催着我们倒换了几处，但那猪的脊梁依然如刀子一般。

到了古历年前，全家吃的，喝的，花的，用的，就全计算在猪的身上，我们拦着到商洛镇、县城两处收购站去交售，却都嫌瘦不收。眼看着别人家都办年货，我们的猪还养在圈里，后来听说二十里外的邻县夜村镇上猪收得粗，父亲就提出拉猪去试试。天明起来，我们给猪喂了一顿熟红薯，吃得像打了气一般的圆，就冒雨用架子车拉着上了路。父亲说：

“今日把猪交了，咱们好好进一次馆子，你们想吃些什么?”

我说“油糕”，弟弟说“荤面”，两个人竞争起来动了手脚。父亲说：

“好了，好了，谁要吃啥就买啥；再闹，你们就不要去了!”

中午赶到夜村镇上，交售猪的队很长，好容易快排到我们跟前了，猪却又拉又尿，急得我和弟弟就不停地踢猪的屁股：这一拉一尿就要少多少斤数啊!开始验收了，收购员捏捏猪的脊背，摸摸猪的肚子，叫道：

“不够格!”

将猪一脚蹬出来，猪一下子乱跑起来，我和弟弟忙去拉，结果连人带猪跌倒在路边的污水沟里。父亲一脸苦笑，上去说：

“你看能不能交个五等?”

“六等也不要!”

“你抬抬手收下吧，我们靠这猪过年呀。”

“那你就在年这边不要过嘛!”

父亲受了一通奚落，痴在那里，末了就蹴下去，抱了头呆了好长时间；后来走回来，说声“回吧!”我和弟弟就都哭了。

回来的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路过饭馆，赶忙就走过去了。一到家，猪一放进圈里，我就拿竹竿狠命地抽打了一顿，把竹竿都打折了。

结果，猪在第三天的集市上卖给私人了，一共是三十六元钱，重新抱了一个小猪，花去十元钱，余下的钱就买了些包谷，打了二斤油，称了五斤肉。谁也没有想到，父亲竟又买了一张红纸，让我写副对联贴在门框上，我问他写些什么，他说：

“写毛主席诗词吧：‘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到了二月，受饥荒的时期又来了，我们开始分散人口：娘带着小妹到姨家去，弟弟到舅家去，我和父亲守在家里看门。到夜里也不吃晚饭，父亲说：

“睡吧，睡着就不饥了。”

睡一会儿却都坐起来，就在那小油灯下，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一直看到半夜。

我终于没有在那个困难时期沉沦下去，反倒使我更加懂事，过早地成熟了。如今还能搞点文学，我真还感激那些日月的磨炼；有人讲作家的早年准备和先决条件，对于我来说，就是受人白眼，受人下贱所赐予的天赋吧。

1983年6月11日草于静虚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