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涛

一

近几年，关于对中国新文学（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必须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呼声颇高。最早作出这种构想的是北京的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诸人。他们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在国内第一次公开亮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旗号，主张把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三个彼此分立的命题打通起来，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发展系统来研究。在当时，这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作者的过于概略和简约的论述（当时也只能如此）尽管使人不太满足，但它所展示的宏阔图景和新颖构想，确实使人一新耳目。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研究者试图打破原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孤立的格局，而且显示了研究者同时具备的两种眼光：横向上，他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来考察；纵向上，他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转变、过渡和发展的过程来考察。同时具备这两种眼光，就有可能使研究工作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对中国新文学进行宏观整体考察的命题提出之后，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些朋友曾经担心这种过于宏观的考察可能会削弱人们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助长研究工作中特别忌讳的一种“大”而“空”的倾向；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种脱离微观考察的“宏观”研究，脱离实证分析的“综合”研究的倾向。显然，这是与提出这一命题的研究者的初衷相悖的。

从一九八五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到一九八八年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李劼等人“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提出（分别见《上海文论》一九八八年第四、五期，《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七期），这是一个发展过程。“重写文学史”当然还是一个宏观的命题，它要求对旧的文学史框架进行重新审视，虽然并不是对旧的文学史写法的完全否定，但无疑是对新的文学史写法的积极倡导；从逻辑上说，它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是相通的，它都要求研究者具有一种新的视野，以现代意识来审视历史，同时又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重写文学史”已经不仅是从文学史的框架上提出问题，而且开始着手对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重新评估，这说明研究者的思考具体化和细密化了。当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确立后，重要的是必须运用这种新的思想去对纷纭繁杂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具体研究，作出既不同于前人的，又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实际上，新文学史观的确立从来就离不开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否则，新文学史观岂不就成了高悬于空中的楼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