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我和妈妈去紫竹院公园散步，路过一座小山时，就想起了这首陕北民歌《兰花花》——还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常带我来这里练习唢呐，吹的就是这首歌。我一遍又一遍地练，唢呐声在夏夜里尖利刺耳，也不知道打扰了多少对树丛中的恋人。

我对民歌的兴趣，最初就是源自对民族乐器的学习。很多民族器乐作品都由地方民歌或戏曲改编，想要准确把握音乐风格，不会演唱是不行的。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当演奏时遇到音乐风格上的问题，老师总让我先把曲子唱一唱，唱得好听了，演奏自然就会变得生动。后来音乐学院搞过一次民歌大赛，我还拿了第一名——这是我后来开始唱歌的动力之一。

真正爱上民歌，是从高考后一次去山西的采风开始的：从街边的小贩，到黄河上的艄公，从漂泊的木匠，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虽然人生境遇不同，有的欢乐，有的悲惨，但只要他们唱起歌来，眼里一定有希望的光——民歌是什么？是他们的命。所以，民歌的歌词不会有矫揉造作的修辞，因为每一声里，都饱含他们的挣扎与渴望。

所以自那次采风之后，一有机会，我就往民间跑，从新疆、西藏，到云南、贵州，前前后后不下十几个省份——在后来的音乐工作中，民歌给我的滋养是巨大的：那些曾经走过的村村寨寨，有的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但是那些质朴的人们和真诚的歌，总会提醒我音乐本来的样子。

早在轮回乐队时期，我们曾改编过一系列的民歌作品，并且出版过一张改编、翻唱的专辑，而后在丝绸之路乐团中，我更是带去了很多由中国民歌改编的作品。这不光出于我对民歌的热爱，还因为民歌在国际音乐交流中无可取代的重要性，这是在与外国音乐家的合作当中慢慢摸索到的。在国外生活的人都知道，中国音乐在西方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很少，偶尔有一场来自中国的演出，多数也是政府组织的，所以，中国音乐几乎是在西方主流音乐市场之外。我还记得丝绸之路乐团第一次演出结束时，小泽征尔和约翰·威廉姆斯等着要看我的笙的情景，那时候还觉得挺骄傲——多年之后我才发现，中国音乐的国际化，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我所在的丝路乐团，是由来自几十个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一个世界音乐团体，艺术总监是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开放和公平的艺术气氛是这个乐团的一大特点。大家都会把最好的音乐奉献出来，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语言既陌生又美丽，从木卡姆到拉格，从简约派到嘎美兰，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曾经的音乐世界是那么有限。而艰深莫测的印度节奏，有着四分之一音的波斯调式，无论对我的乐器还是我的音乐积累，都构成极大的挑战。那时候，在国内小有名气的我在流行音乐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我不得不放弃一些国内的工作，把部分时间放在国外，这样，一方面可以向更多的人介绍中国音乐，同时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知道，只有更多的吸收，才能让音乐更具生命力。民族音乐如果脱离时代，最终会变成博物馆里的文物。音乐是这样，文化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