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芬兰战役结束，苏联和芬兰交换战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换。芬兰人走到自己人那边时，互相拥抱握手。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就像遇到敌人一样对待我们。“弟兄们！同胞们！”爸爸他们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边去，否则我们就开枪了！”士兵带着军犬把自己的战俘队伍包围住，赶入特别准备的木板营房中，四周绕着铁丝网。审讯开始……“你怎么被俘的？”调查员问爸爸。“芬兰人把我从湖里拉上岸的。”“你是叛徒！只顾自己的性命，而不管祖国。”爸爸也认为自己有罪。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连个审判都没有，就把他们都赶到操场上宣读命令：以叛国罪判处六年劳改。马上押送到沃尔库塔。他们在那里的永久冻土上修建铁路。天啊！那是在1941年……德国人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城下，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开始——因为他们是敌人，会为此而高兴的。白俄罗斯已经全部被德军控制，他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当爸爸他们得知这一切，马上希望上前线，于是给集中营的领导写信，给斯大林写信。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这些猪，就在后方工作到胜利吧，我们不需要叛徒上前线。于是他们……当然有我爸爸……我是从爸爸那儿听到这些故事的，他们全都哭了。（沉默）

本来可以带您去见一些当事人的……不过爸爸已经不在了。劳改营缩短了他的生命。再加上改革。他内心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国家怎么了，党怎么了。我们的爸爸……在劳改营六年中间，已经忘记了苹果和卷心菜，忘记了床单和枕头，每天三顿只给他们吃粥和面包渣。二十五人睡在一起，木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没有床垫子。我们的爸爸……他行为很古怪，和别人的爸爸不同。他不允许鞭打马或牛，也不许踢狗。我总是觉得爸爸很可怜。其他男人就取笑他：“嘿，你算是什么男人啊？娘儿们似的！”妈妈为他这样子而哭。因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对手上拿着的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起初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十年之后他才开口，就是不久之前……是的。有段时间他在劳改营搬运死尸。一天要处理十到十五具尸体。活人要自己走回到营房，死了的就放在雪橇上。上边还下令他们必须把死者身上的衣服剥下来，躺在雪橇上的裸尸，就像一只只跳鼠。这都是我爸爸说的，我听到很困惑。那种感觉……让人心里很乱。在劳改营的头两年，谁都不相信能活着出来；刑期五六年的人还会回忆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从来不提家庭。他们谁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或者父母，都从来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话，那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爸爸的原话。但我们一直在等着爸爸。“爸爸会回来的……爸爸会不认识我了吧……”“我们的好爸爸……”我们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终于回来了，那天奶奶在篱笆门外看见一个穿着士兵大衣的人，就问：“当兵的，你找谁呀？”“妈妈，你都不认识我了？”奶奶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突然就晕倒在地上。爸爸就这样回来了。他全身都冻僵了，腿脚和手臂都不能够暖过来。妈妈呢？妈妈说，爸爸从劳改营回来以后变得和善了。她本来很害怕，别人吓唬妈妈说，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变得很凶恶。可是我们的爸爸回家是想过好日子的，在所有情况下，他嘴上都挂着那句谚语：“鼓起勇气吧，更坏的事情还在前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