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复活的时候，具有革命优先权的身体又跌入了商业经济的陷阱。暴露（风情）的交换价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卖点。“风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是被男性话语建构的结果，是被赞美、欣赏、歌颂、诅咒、观看、享用的客体，因为女人一直不具有对自身的发言权，自在自为的女性身体是难以想象的。身体的命运不是被政治收编，就是被商业认领，我们的身体已经无路可逃。

但我还是愿意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这和政治化的身体不同。以前的政治话语，是对身体话语执行就地枪决，而商业时代的身体话语，有了缓刑的可能。身体话语的自在自为性，只能体现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经历了身体的政治囚笼之后，我们的目光落在新一代的身体书写之上，鲍德里亚的身体理论就显得太“西方”了。这不是和社会主义相对应的西方，而是一个正在努力走向多元化、与“一”的社会相对应的西方，所以，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必须识别这种谈论的参照系，是现在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过去。

临近身体，首先必须临近我们的存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对身体的敌意，已经从过去的国家主义监控（比如控制女性曲线的审美观），下滑到道德伦理层面，政治伦理的尴尬身影侧身躲在了道德伦理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更大的欺骗性。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1964年文本中对“女性曲线”的压抑，已经延伸到当今的男权话语之中，比如“美女作家”，比如“坐台女作家”，比如“妓女文学”。这些词汇隐含着臭名昭著的仇恨逻辑，这是男权意识自动书写的表现，女人一旦写到自己的身体，男人就立即认为这是做给他们看的，是在卖弄。而具备了身体自觉意识的女人们，回答说：我的短裙，与你无关。

在我们的性别政治中，身体权利一直姓“男”，身体书写的性别也是“男”。女人或者女人的欲望，要么是祸水，要么是鬼魅，总是在将男人导向毁灭：如果他想志得意满，听从仕途功名的召唤，那么女人就意味着祸水；如果他正失魂落魄，受到权威社会的冷落，那么女人就意味着安慰，安慰也是阴冷的安慰，来自鬼魅世界的安慰——比如《聊斋志异》。还有一种就是把女人绝对物化成古玩，而古玩最文学化和抒情性的表达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这里牵涉许多问题的转换，男人—女人、人—身体、爱情—色情，这三组关系长久以来形成的伟大对立，是积极与消极、高贵与低贱、生产与耗散、事业与休闲、赞美与诅咒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对立，是因为我们思考盲区对后者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色情史》，试图颠覆这些伟大的对立。他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内心生活的特征之一。而我们的内心生活是无法被限制的，即使我们勉为其难，因为我们为更好地把握生活，选择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无疑是思想的普遍对象……”思考对象的转移，是从微观视觉上调整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是痛苦和愉悦的转换过程，在转换中发现生命的无限秘密，在经验上丰富我们的内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