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岭表风物的陈寅恪,已开始将全副身心交给岭南大学。第一次透露陈寅恪即将授课消息的是1949年4月20日出版的《岭南大学校报》,在“下学期各院系开设科目”中,有这样两栏——中国文学系:白居易诗;历史政治学系:唐史。此两课程为陈寅恪所开无疑。岭南大学的历史专业一向很弱,没有独立的历史系,故历史与政治合为一系。有此原故,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很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在听他的课。听课人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总共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大部分人选读的还是政法专业。所以,五十年代广东知名的历史学家杜国庠曾与选修过陈寅惆唐代乐府”一课的岭大学生胡守为开玩笑,“你恐怕算是一个最高价的学生了”。意谓领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导个把学生,该学生也可称“最高价”了。
往深一层看,这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在这个裂变时期的一种悲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陈寅恪前半生涉猎的学术领域繁杂,公认已作出卓越贡献的便有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及古语言研究,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这些领域的建树,已显现陈氏学术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为叹息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东西,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这不仅意味着陈寅恪尚可以开掘更多的领域,对历史与文化有更多精辟独到的发见;它还意味着当文化的丰厚与历史的沉淀因人生机缘凝聚于文化大师一身时,大师身后,后人竟无法继承其遗产的几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过大师这一座碑石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碑石不知将在何处出现实际上,当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在陈寅恪的晚年,顺应极“左”思潮,中山大学一直没有放弃改造陈寅惆唯心史观”的努力,但一个忧虑的问题一直压在学校决策者的心头:怎样才能把陈寅恪的东西学过来。于是才有了以后一连串饱含着泪水的故事。
岭南大学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为陈寅恪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却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学跟随文化大师承袭学问与学业,这是历史一个深深的遗憾。即使是办学妙手陈序经也无法挽回这个遗憾。远离“国共”大决战的中心,偏于南隅的广州,意外地出现了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却不能使陈寅恪在这里寻找到更多的后代学术知音,这也是岭南文化一个深深的遗憾。在未来,后世的岭南人将会为这一历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叹息。
而在1949年,没有谁意识到这一点。陈寅恪似乎很快适应了这块土地,似乎喜欢上这座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