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字，分开看，每个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请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并对整句话里使用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释。

“您还打算长时间在这里搞秘书活动吗？”突然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像触了电一样……

“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他吩咐说。

斯大林说罢，连头也没有回。但贝利亚的头却似乎单单转向我，他戴着夹鼻眼镜，有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

有一次，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小声地问我，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回答说，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这不礼貌。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我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他的话在我内心产生了某种迷信般的恐怖。这种突然的问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把脸转向他，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作者注：指贝利亚）的凶恶目光。

“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早就发现，他有点怀疑我，不大相信我。“请原谅，毛泽东坚持不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礼貌……”

“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略带狡黠地问我。

费德林所回忆的两桩小事，纯属芝麻绿豆，却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中苏两党最高级会谈的气氛——彼此都紧张地提防着，并非铺满友谊的鲜花。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谈，总算逐步有了进展，发展到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条约，于是，毛泽东命周恩来总理前往苏联。

周恩来带着政府代表团出发。代表团成员中有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叶季壮（时任中央贸易部部长）、吕东（时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时任东北贸易部副部长）、赖亚力（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还有何谦、沈鸿、苏农宫、欧阳钦、柴树潘、程明升、聂春荣、常彦卿等。

另外，后来又增加了赛福鼎、邓力群、马寒冰。

驻苏大使馆武官边章五，参赞徐介潘、戈宝权也参加了有关工作。

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在车站迎接的有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维辛斯基（苏联外交部部长）、罗申（苏联驻华大使）和王稼祥、陈伯达等。

此后的中苏政府会谈，在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之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