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兄长当时在浙江省工作，迄今保存着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印发的《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这一记录稿是毛泽东讲话的原文，其中有几句提及陈伯达：

还是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一个陈伯达同志，一个邓子恢同志。走一走比不走好。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陈伯达、邓子恢他们两个同志下马去看了几个月，作了调查，交了朋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

不言而喻，陈伯达在整理时，删去了他自己以及邓子恢的名字。

陈伯达认为，毛泽东所作的这些增删，是正常的。因为讲话时随口而说，在整理成文时经过他仔细思索，有增有删，诚如一篇文章写成后也要改几遍一样。再说，文章要比即兴讲话缜密得多。另外，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收入选集，再作些修改，也是正常的。

陈伯达再三地说，他只是做秘书工作，做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根据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章，用的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有个别处，他在不违背毛泽东原意的前提下，把记录的文字改得通顺一些，如此而已。

1957年1月，陈伯达曾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福建省莲塘乡农业合作社的调查报告，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

陈伯达的报告指出，农村干部不但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诸如产品分配权，财政、贷款、预购款的管理、支配权，等等。

陈伯达说，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权力，严重脱离群众，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而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

陈伯达指出，一些农民向调查组反映，一些干部的工分同他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少，为什么能够经常上饭馆？为什么能戴手表、用派克笔、听留声机？有的社员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夏收余谷卖后有多少存款、用途如何。

陈伯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反映，乡社干部是“官官相卫”，有的干部明说：“我们几个干部屁股相向，就不怕群众”，“什么人浮上来，就把他打下去”。河北省委也向中央反映，农村干部强迫命令成风，致使干群矛盾尖锐。

陈伯达伴随毛泽东度过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扩大”到“右派”的行列之中，所幸陈伯达处在毛泽东身边，消息灵通。倘若陈伯达不谙熟毛泽东的动向，就凭他在1957年1月所写的那个报告，就难逃“右派”之祸。

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平常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不愧为正确，因之也就无愧于光荣、伟大、英明；在此之后，64岁的毛泽东向“左”偏航，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航道，直至73岁陷入“左”的迷误，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在83岁痛苦地离去，留下一个“左”病深重的中国……在向“左”大转弯的时候，陈伯达比毛泽东跑得更快、更远，以致这位曾写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理论家”成为“人民公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