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即北京西城三里河附近的钓鱼台国宾馆。在“文革”中，那里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而闻名全国。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另外两名“秀才”只是挂名，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

这个“秀才班子”的助手有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了许多资料，但不算是“秀才班子”成员。

对于如此重要的“秀才班子”，陈伯达当然要插上一手。不过，那里已被康生所控制。陈伯达参与了一部分工作，但领导权毕竟落在康生手中。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篇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

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幸亏他在毛泽东身边多年，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了“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

另外，毛泽东嘱，送金日成、胡志明征求意见。

此文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亦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了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