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是指5月份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向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那份报告一方面明确主张宝钢上马；另一方面提出宝钢建设要调减外汇投资，增加国内投资，立足国内。

通过实地调研，陈云从全局和长远角度对各方面的意见再三进行了权衡。用他的话来说，在近一个半月时间里，在思考宝钢建设的方针问题过程中，自己曾经有过三次思想上的反复。

面对宝钢建设这样特大项目出现的难度和复杂性，任何人都会反复、谨慎地考虑。后来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陈云坦率地说过：“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5.调研归来，陈云顶住巨大压力正式做出宝钢要“干到底”的决策。他亲自点将：“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斩马谡’。”并稳定军心：“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

从上海回到北京，陈云在进一步与中央最高领导层其他成员商议此次国民经济调整重大事项的同时，重点抓了如何在宝钢项目上统一思想的问题。他不断找各方面的人谈话。

宝钢的外方合作者——日本新日铁公司对中国调整的决策早有耳闻，他们非常担心。就在陈云回到北京后没几天，以总经理斋藤英四郎为首的日本新日本钢铁公司代表团急匆匆赶到北京，求见中国领导人，以期宝钢合作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6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会见了新日铁公司代表团成员。斋藤英四郎诚恳地向谷牧表示：“新日铁公司决心同中国方面更好地进行合作。我们要像建设自己的钢厂一样对待中国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建设得更好。”谷牧对此表示感谢，并在谈话中表示赞赏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先生和斋藤英四郎先生等日本朋友对执行合同方面所持的友好合作态度。

谷牧与新日铁客人的会谈情况，很快就报告了陈云。

就在谷牧会见新日铁代表团的当天，陈云专门约薄一波和姚依林来谈宝钢建设问题。谈话中，陈云透露了中央的决心和自己经过反复考虑后的意见：

第一，宝钢建设问题，中央已定，很多领导同志也都批示过了，必须按计划坚决搞上去，不能耽误。要采取积极的方针，给条件，搞好。

第二，要让冶金部考虑，宝钢工程计划中还有哪些应办未办的项目（如海水提镁、码头的修建等），未列上的统统列上，省得以后又要追加。

第三，买设备的同时一定要把技术全部买进来。

第四，宝钢建设要有专人负责，冶金部要确定一个领导同志抓总，专管此事。

在这次谈话中，大家一致认为：要以宝钢建设为例，搞出个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补偿贸易的典型来，总结经验，以后一些项目均可照此办理。

宝钢项目，是作为开放改革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典型或试点来搞的，显然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就是为什么陈云等人要在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花那么大的工夫、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力保宝钢建设项目继续上马的主要原因。

几天以后，陈云召开了回京后的第一次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重新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最高决策机关召开的一次具有特别意义的会议。

时间：1979年6月16日上午。

地点：北京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

参加人：除王震（不在京）外的财经委员会全体成员，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邀请了冶金部的唐克、高扬文、叶志强，一机部的周子健、沈鸿，四机部的钱敏，六机部的柴树藩，外贸部的贾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洪，国防工办的周太和，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周建南，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梅行等人。

待参加会议的人坐定以后，陈云开门见山地点明了这次会议的议题：“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