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时，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他后来的变化。

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旋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上周，急欲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可以从研究汪颇像鲸鱼的须子一般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他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