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位真正的专业作家，但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希望亲笔写这本书。我还清晰地记得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告诉我这有多难，即使他一直笔耕不辍，如果几周不写，也会觉得生疏。当我考虑是自己写还是与别人合作时，李普曼的话不断在我脑海中重现。但是，由于我想在书中讲述的是个人故事，我知道必须亲自讲述才行。如果说我的故事讲得还不错，那么这归功于两个人：替我搜集资料、作研究的伊夫琳·斯莫尔和本书的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

伊夫琳来自华盛顿邮报公司，负责编辑一份内部时事通讯，并为包括我在内的高管搜集演讲资料。她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替我整理材料，以便我回顾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她对我的了解可以与我本人相提并论。在写作过程中，伊夫琳对我的文字进行加工修饰，提醒我重要的细节，恰当地删去多余的文字，加入我忽略的内容。如果没有伊夫琳，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4年中，她的助手托德·门德洛夫也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由伊夫琳发掘并公之于世的故事，只有很小一部分写入了本书中。我们对我儿时的同学、故交以及与国防部文件、水门事件或华盛顿邮报公司有关的许多人进行的250多次采访也是如此，但它们都拓宽了我的视野。

我曾在1978年第一次与罗伯特·戈特利布讨论过这本书，他从《纽约客》重回克诺夫出版社后就成了本书的编辑。他对编辑我的作品驾轻就熟，工作认真细致，会不留情面地指出重复、沉闷和顺序颠倒之处——这些问题都逃不出他的法眼。我时常在稿上看到“鲍勃（罗伯特的昵称）批注”的字样，但即使当他砍掉我特别喜欢的故事时——他总说是因为篇幅问题——我也很少强烈抗议。我可能会为被删掉的内容感到伤心，但是鲍勃、伊夫琳和我一直有着同样的目标。有时，当我确认有些内容应该保留时，鲍勃也会慷慨地应允我的请求。

《华盛顿邮报》社论版主编、《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梅格·格林菲尔德是我的朋友，我借鉴了她的编辑技巧和建议。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她是我可依赖的人，她阅读了手稿，并发表了评论。梅格和我的思考方式相似，我们对人和事的判断往往一致，好恶习惯也很相似。几乎从她加入《邮报》开始，我们的友谊便展开并与日俱增。

其他5个重要的人也阅读了手稿，并给予了建议，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他们是我的女儿拉利、儿子唐、比尔和史蒂夫以及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

写作自传使我对档案材料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我用大量时间翻阅来自我父母、丈夫和我自己以及我们之间的信件及备忘录，还有《邮报》和《新闻周刊》的主管人员和编辑的通信。我为那个年代我们都写信而感到庆幸。我必须感谢已故的无与伦比的查理·帕拉迪塞，他曾是我父亲、我丈夫菲尔和我的秘书及助理，他帮我保留了大部分材料，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查理时常唱着自己的名字“帕拉迪塞”来接电话。我还要感谢那些我引用了他们的信的人。

我要感谢查默斯·罗伯茨，他在《华盛顿邮报的前100年》（霍顿-米夫林公司，1977年出版）中对《邮报》历史的生动描述成为我主要信息的来源。我还要感谢默洛·珀西，他为我父亲写了传记《尤金·迈耶》（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1974年出版）。这两本书都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素材。

我要对在我办公室工作的莉兹·希尔顿表示感谢，她33年如一日地无私而耐心地工作，包括帮助我创作这本书。她不仅打理我的办公室，整理我的文件，安排我的商务和社会活动日程，还管理我的家务事——她是我的至交。此外，我的助理巴里·托诺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曾与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副总裁盖恩（奇普）·奈特一起工作了15年，他拥有杰出的才能，我所有的公开讲话的文稿都经过他的精雕细琢。

另外，我想感谢《邮报》新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次为我们提供了准确无误的信息。

我还想感谢帮助我写这本书的很多人：感谢桑尼·梅塔、简·弗里德曼和比尔·洛韦尔德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卡罗尔·卡森、弗吉尼亚·坦、卡桑德拉·帕帕斯、特蕾西·卡巴尼斯的出色设计和创作，还要感谢凯茜·胡里根、莱拉·阿克、埃米·沙伊贝尔和肯·施耐德所做的编辑协助工作。

毫无疑问，我最终完成了这本书的定稿。我努力做到坦诚，同时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特别是我的孩子们。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们对我的重要性，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收获颇丰，而过去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的两个姐妹也参与到我的创作中，并提供了许多帮助，饶有兴致地和我分享她们的回忆和判断。尽管我开始写这本书前我的哥哥比尔（小尤金·迈耶）已经过世，但他生前一直支持我，对此我永远感激。

尽管我对写作充满恐惧，回顾过去也让我的内心百味杂陈，但这本书的写作却是一次严肃的、引人入胜的、令人十分愉快的实践。在书中，我希望对所有应该致谢的人都表达了感激之情，没有遗漏任何人。虽然有很多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但他们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