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形容发现菲尔有外遇后我完全崩溃的状态。这种事情发生在无数男女身上，但我从来没想到我会碰到。我知道，婚姻可以容忍短暂的不忠，但这件事情不一样。即便是现在回想，我都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想过他有发生外遇的可能。我被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这些年来经历过的一切蒙蔽了。我之所以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是因为我对他完全忠诚，并且认为这种感情是相互的。还有，我对菲尔越来越古怪的举止感到迷惑。我不理解他为什么有时极度抑郁，有时又完全是另一种极端情绪：当时还没有人发明“躁狂抑郁症”这个词。我总以为，我和他因为长期相处、出于自由抉择、分享共同的经历、与我的家庭亲密往来，加上对我们两人都如此重要的公司，菲尔和我不可能分开。

菲尔显然也很伤心。他告诉我他想维持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他说他爱罗宾，但是会告诉她他们的感情结束了，他想跟家人在一起。

这是个难忘的圣诞节。我因为发现菲尔有外遇而伤心，菲尔因为要跟罗宾分手而痛苦。他知道，分手一定会让罗宾很难过，于是，为了帮她尽快走出阴影，他安排她去度假，甚至还找了一个朋友陪她。而这位去陪罗宾的朋友竟然是菲尔过去的另一个女友，当然，我一点也不知情。

出于某种原因，我发现罗宾的事之后的几天里，菲尔好像忍不住想跟我讲他的风流事，这些事我以前都不知道。他跟我讲了跟别的女人的关系，显然还不止一个。我完全崩溃了，想不到他会对别的女人感兴趣，其中有我的朋友，还有陪罗宾的那个女人，他们之间有过很长时间的奇怪关系。

几个孩子中，刚开始只有拉利知道出事了。她本来准备假期跟朋友去阿斯彭滑雪，但菲尔跟她讲了我们的事，要她取消行程待在家里，大家静下心来理出个头绪。拉利很勇敢地答应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伤心的、虽然小但却有象征意义的事，让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在新月城的时候，母亲送给我一对漂亮的长耳坠。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母亲不喜欢表露感情，过去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菲尔却说：“你不喜欢戴长耳坠，拉利喜欢，给她吧。”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听他的呢？但是我乖乖地服从了。我把耳坠递给拉利，起身去了厨房，眼泪夺眶而出。换了别人，肯定会一笑置之，然后收下耳坠，但是我做不到。对我来说，这象征着我失去了一切。我觉得自己完全被贬低了。

我知道罗宾的事情后的几个星期内，菲尔经常喝酒。那段时间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我们努力修复关系，让生活继续。假期结束前的一天，也就是拉利和唐回学校之前，我为菲尔费了很大的劲。那天我们都在家，菲尔喝了很多酒，不停地说胡话。我一直到凌晨两点才把他弄上床。当我走出房间关灯时，我看到唐坐在卧室旁边房间的桌子旁，幽幽地拉长着脸。“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指的是菲尔的酗酒和胡闹。我承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唐问道。

我应该告诉他吗？谁知道？我们都想保护我们的孩子，我的自然反应是不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也许等孩子们长大时跟他们讲比较好。

无论如何，我们度过了噩梦般的假期。菲尔和我都努力使情况恢复正常，努力在别人面前装出正常的样子，虽然我们的两人世界已经崩溃了。我们参加了一次宴会，外出参加过几次活动。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去法兰克福剧院看音乐剧。回到家后，菲尔责怪我说，既然我们想瞒着别人，就不应该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

1963年1月，菲尔到纽约参加COMSAT公司的一个会议。那时公司还是他在经营，并且经营得很好。他跟拉里·科林斯一起吃了早餐，科林斯正准备去巴黎。菲尔告诉科林斯，他很爱罗宾，但他必须分清孰轻孰重，维持好家庭。

我们都麻木地过着日子。菲尔给在学校的拉利发电报说一件小事，结束时说：“一切都好，非常爱你。爸爸。”但是，圣诞节后不到三个星期，菲尔又开始给罗宾打电话。

1963年1月12日吃过晚饭后，菲尔和我吵了一架，但我记不清为什么了。结果菲尔拿着一条毛毯开车离开了家。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后来告诉我，如果出去追他，他肯定会跟我回家的。我说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能去哪儿呀？”他说，“当然是办公室了。”

这时候罗宾已经回巴黎了。菲尔打电话叫她尽快回美国。罗宾显然拒绝了，她说她刚开始恢复，觉得他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应该结束关系。菲尔说，她要是不来，他就去接她。据拉里·科林斯说，罗宾认为菲尔的状态很糟糕，只有她能陪他说话，于是决定回美国。

罗宾·韦布自始至终都很检点。跟我们一样，她也是被迫卷入了这场悲剧，也是个受害者。她显然被菲尔迷住了，感情超越了理智，况且她不可能知道事情的背景。

离家出走的第二天，菲尔飞到了纽约。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表达了我当时绝望的心情：福神可以帮人获得充满关爱的帮助和倾听。你就是我最大的福神。你给我的幸福时刻就是最大的帮助，胜过许多人一生得到的幸福。谢谢你。如果你需要，我会在这里等你。我爱你。菲尔给我回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奇怪：一天早上，当你万分绝望时，我试着想用话语帮你。我告诉你，当我来到我遥远的国度时，是多么寂寞，我无法接近你遥远的国度去帮助你。通过这些话，你离我更近了，这样我才能帮你。我摸了摸你，然后我们一起散步，我们又重新回到生活中。

现在我走了。不是去我遥远的国度，而是到我的宿命之地。这是个美丽的地方；无论它是否美丽，我都一定要去。

我没有去帮你。我没有帮你，是因为我不想帮你。我走是因为那是我的宿命之地。通过不帮助你，我相信才能真正对你有帮助。

我爱过你，并将一直爱你。我对你爱得太深，所以不能在重要问题上犯错。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将能从我这里得到——以这种新的、充满关爱的方式。你也要帮我。

爱你的菲尔信的最后，菲尔写了一条附言：“法伯会知道我的计划。”又是法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法伯到底给了菲尔什么建议。

拉利给巴黎的拉里·科林斯打电话，告诉他菲尔离家去了纽约，问他罗宾在哪儿。拉里给她的住所打电话，发现没有人接，就查阅了环球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发现罗宾真的乘飞机去了美国。就这样，菲尔他们俩的关系又开始了。

菲尔给罗宾送了满满一车鲜花欢迎她，然后他们飞到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菲尔本来计划跟我一起去那儿，他将在商会发表一次演说，还要跟当地报纸《苏福尔斯守卫领袖报》的发行人洽谈收购该报的事宜。跟菲尔同行的还有南达科他州议员乔治·麦戈文，他后来给我讲了路上的情形。菲尔和罗宾分开着坐，菲尔不停地哭着说他爱我。他们三人见到了那个发行人，他说久仰菲尔的大名，菲尔却回应说：“我听说你是个混蛋。”最后，买卖自然没有成交。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菲尔离家出走的事，甚至连母亲都没告诉。最后，他出走两个星期后，我实在瞒不下去了。况且，我很想找人安慰一下我，于是我下山去找我的朋友洛雷恩·库珀，跟他说菲尔离家出走了。我本来想作为朋友她会同情和怜悯我，没想到她说：“那好啊。”这让我大吃一惊。

“你什么意思，这还好？”我说，“太可怕了。”

洛雷恩坚定地说：“不，没有他你会过得更好。”

“你什么意思呀？”我难以置信地问她。

“你难道没意识到他是怎么对你的吗？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总是在打压你，在家开玩笑时总是拿你当笑柄吗？”她举了几个例子。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是洛雷恩不了解事情的另一面——菲尔同时也造就了我。不夸张地说，我觉得菲尔创造了我，我完全依赖于他，我根本没看到不利的一面。

菲尔和罗宾从苏福尔斯飞到菲尼克斯，许多全美国最重要的发行人聚集在此参加美联社的一个会议。奥蒂斯·钱德勒和妻子米西到机场去接菲尔他们。很久以后奥蒂斯告诉我，当时菲尔衣冠不整，不时冒出各种想法，其中有些很有意思，有些根本不能理解。他知道菲尔一定有问题。他说，从见到菲尔那一刻起，他就开始担心菲尔会不会在晚宴上闹出什么事，而他怎样才能帮菲尔一把。

奥蒂斯不知道菲尔是精神有问题还是喝醉了，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但菲尔显然很不正常，他甚至因为钱德勒没有住在他和罗宾的隔壁房间而生气。另外，菲尔这时开始满口脏话。

晚宴时，《星报》总编辑兼美联社总裁本·麦凯尔韦刚站起身，菲尔也站起身来，直接走上讲台开始讲话。刚开始他说了《星报》几句好话，但很快就变味了，最后成了满嘴胡话加脏话。那天在场者没人跟我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或者菲尔到底说了什么。后来有几本书中提到了菲尔的脏话，但目睹当天场面的人都只是相互讨论一下这件事就罢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名人或重要人物做出出格的举动后，通常不予报道，菲尔这场闹剧也没有声张。很明显，菲尔当时的胡言乱语不仅针对个人，还针对整个美联社。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本·麦凯尔韦夫人上来把菲尔弄下了讲坛，送他回到座位上，但这时菲尔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奥蒂斯和其他几位男士把他弄回房间，然后菲尔开始给肯尼迪总统打电话。奇怪的是，当时按东部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电话竟然接通了。没过多久，奥蒂斯听见菲尔大声敲门说：“过来跟总统说句话。”奥蒂斯说：“菲尔，你不是真的把总统吵醒了吧？”菲尔说：“没错，他是哥们儿，我想让他见见罗宾。”

公司广播部负责人约翰·海斯当天刚好也在菲尼克斯参加一个会议。奥蒂斯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必须把菲尔弄回华盛顿。不知道是谁联系到了肯尼迪总统，总统同意用政府的飞机送医生去接菲尔，因为菲尔的情况被描述得非常严重。

这时，菲尔已经给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打了电话，有些是关系亲密的朋友，有些是多年未见的人。我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是我唯一一次跟罗宾通话，也是很敏感的一次对话。她说：“我真的很爱他，但你是先到者。”

菲尔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是打给拉利的。拉利最爱她的父亲，但这几个月来也是我的支撑力量，同时，她也尽力理解父亲。这时，她从剑桥大学打来电话说，菲尔需要她，她要去陪他。

当时已决定由法伯医生和他请来会诊的苏格兰精神病医生约翰·卡梅伦送菲尔回家，所以我不想让拉利去菲尼克斯。我理解她的心情，但不想让她看到那丑陋的场面。拉利的回答很坚决：“我是他女儿，他说他需要我，所以我必须去。”我只好同意了。

唐开车送拉利到波士顿机场，冲动之下也跟她一起上了飞机。医生们决定尽量让菲尔自愿回华盛顿，实在不行的话再采取强制措施。我想法伯刚开始想读马丁·布伯的作品给菲尔听，后来发现不起作用，就强行给他注射了麻醉剂，送上了飞机。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罗宾被送走了，没有人很在意她。

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已经有辆救护车等在国家机场的一个小型私人停机坪上，这时菲尔又上演了一场闹剧。他一度想直接走开，后来被拉利和唐劝了回来。他们三人上了一辆轿车，医生们开着救护车走了。菲尔先是被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后来又被转到切斯特纳·洛奇医院。这是华盛顿郊区的一家私人精神病医院，是由法伯选定的。菲尔把这一系列事情视为对他的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侵犯。在被送出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时，他大声宣布他是谁，遭受了什么待遇，说他成了一个囚犯。

菲尔被安置到切斯特纳·洛奇后，我觉得他在那里很“安全”，于是给肯尼迪总统写信，感谢他救了菲尔的命。我告诉他，政府的飞机为医生争取到了时间，“后来证明这些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情况恶化得很快。要是拖得再久，肯定会有人受到严重伤害的”。我还感谢他对菲尔的关爱，我说：“要是菲尔以任何方式伤害了您的话，他会宁愿去死的。我希望他没有对您造成太大伤害，听到您的理解，我也松了一口气。”最后我说，我知道菲尔会康复的。

但是，总统意识到菲尔无法继续COMSAT公司的工作了。他让克拉克·克利福德通过莱斯利·法伯从菲尔那里拿到了辞职信，菲尔到切斯特纳·洛奇医院三天后递交了这份辞呈。总统给菲尔写了一封例行的公开信说：“感谢你为这份艰辛的任务所作的贡献，很遗憾收到你的辞呈，辞呈即日生效。”总统还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像往常一样表达了关心：“我知道你已经回到了华盛顿。我希望你休息一段时间，慢慢恢复起来，然后回到工作中，因为我们需要你。祝你好运。”

同一天，总统给我回了信：“菲尔和你的所有朋友都坚决支持你们，相信情况会慢慢好起来。没有人比你们更有资格得到好报。”

菲尔每天到医院找法伯看病。有几天法伯出城去看望一个弥留之际的哥哥，就由卡梅伦医生给菲尔看病。有一次，法伯、卡梅伦和我跟《邮报》的管理层一起研究菲尔的病情，他们都很关心菲尔，但却被卡梅伦泼了一盆冷水。他说：“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人。”作为不认识菲尔的局外人，卡梅伦这样说是基于有关菲尔行为的传闻。我必须承认，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