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9月，科举取仕制度便寿终正寝整整100周年了。从其退出历史舞台之日起，原始意义的“状元”称谓便不复存在，不过，该词的外延实际上早已伸展，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拔头筹者，都可以称做“状元”。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今天高考的优胜者叫做“状元”，颇有点顺理成章，虽然有一些人听着别扭，总想矫正。

无论是科举状元还是高考“状元”，一旦摘取皆荣耀非常是人所共知的，概因其难度。举光绪九年(1883年)科举为例，参加会试的举人共16000人，考中的只有区区308人，算一下录取率，还不到2％，而今年广东高考录取率则可望达到70％，可见科举比高考要难得多。《三字经》里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句子，其中提到的梁灏，从五代时的后晋“儿皇帝”石敬塘天福三年(938年)开考，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才中状元，足足考了47年！有清一代共112科进士，总共取了26846人，大体上每年平均才100人。所以，状元的产生固然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能进入殿试，自身的功力也有十分了得的一面。

在清朝大学者赵翼看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那科的状元应该是他的，因为籍贯问题“平衡”给了王杰。他把打探出来的“内幕”消息，原原本本地记录在自己的著作《簷曝杂记》里。他说本来他的卷子独得九个“圈”，也就是说得到了九位阅卷大臣的一致首肯，可是在报呈皇帝钦点的时候，乾隆看到他和第二名都是江苏人，而第三名王杰是陕西人，就问大臣：“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听说没有，“因以王卷与翼互易焉”，于是，原本的状元成了探花，原本的探花反成了状元。赵翼说：开榜那天，乾隆远远地望见了他，“心识之”；第二天对大臣们解释：“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我疑心这是赵翼在聊以自慰。不过有人统计，清代出状元最多的地方的确是江苏，一共49个，而河南、陕西等各只有一个，陕西这个正是王杰，否则陕西在清代还真的没有状元了。

赵翼把这件事不厌其详地记叙下来，可能是事实，但他如此絮絮叨叨，说明对于没能当上状元终究耿耿于怀。那一句“惺园(王杰的字)由此邀宸眷，翔步直上，而余仅至监司”，更表达得明白无误。相形之下，此前的王安石在同样问题上则要潇洒得多。王铚《默记》载，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的科举，状元本是王安石，最后却变成了杨寘。杨寘是杨察的弟弟，杨察是晏殊的女婿，而晏殊时为“佐天子执兵政”的枢密使。录取过程中，杨察通过晏殊探听消息，杨寘为第四；传出话来时，杨寘正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就拍桌子骂道：“不知哪个卫子夺吾状元矣。”卫子，是驴的别名。随后，事情就有了突变，仁宗因为王安石赋中有“孺子其朋”的句子而不高兴，说：“此语忌，不可魁天下。”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属于有官在身，循例不能成为状元，于是就轮到了第四名。据说仁宗高兴地说：“若杨寘可矣。”看起来自然而然，但恐怕没那么简单，应当是晏殊起了重要作用。榜下之后，“上令十人往(晏殊处)谢，晏公俟众人退，独留荆公”，说了一通好话之余，更要“休沐日相邀一饭”，摆出亲近的架势；而王安石对晏殊享誉盛名的词作是不屑一顾的，他曾经笑对人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甚至对晏殊的告诫——“能容于物，物亦容矣”，作出了鄙夷的评价：“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这些细节小事中，让人很难不和王安石失去状元联想到一起。然而，“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在王铚眼里，王安石可谓“气量高大”。

近人瞿兑之《养和室随笔》有一则曰“粤东状元”，说清朝状元当高官的“指不胜屈”，江苏所占尤多，而“广东所得状元较之他省诚不为少，而官阶多未能跻极品”。他举例说道光三年(1823年)状元——吴川的林召棠，“仅曾一典陕甘乡试，旋告归主讲端溪书院”。作为史学家的瞿先生，这则笔记留下了亮点漏洞。首先，清代共产生110余名状元，广东仅占三位，林召棠之外，还有乾隆时的番禺庄有恭和同治时的顺德梁耀枢，不能说“诚不为少”。其次，广东状元官阶不高这一点，非清代而然，在科举时代的总共九位文状元中，除了上面那三位，依次为唐朝的莫宣卿、南汉的简文会、宋朝的张镇海、明朝的伦文叙、林大钦和黄士俊。简、伦是传统戏曲中的常客，有点“名气”，其余的不都寂寂无闻吗？瞿兑之为什么要拿广东的清代状元说事，真不大好理解。

200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