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过的《我与<吉尔·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这儿？”她大致说了，在《记我的翻译》一文里，哪些部分是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哪些部分是关于《唐吉诃德》的。她用铅笔一一做了注释。从哪起，到哪止，删减什么，接续到哪里。还在一些名称下面画了横线。听不清楚的话，都写在纸上对谈。她的谈话语句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一点连青年人都有所不及。并且我相信，她的反应一点不比我慢。因为，就在我刚要拿出相机、提出友好要求之前，她忽然笑问：“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照相，好不好？”

我的礼物，其实她已准备好了——一枚三联书店特制的《我们仨》书签，上有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钱媛女士三个人的印章。其中一张照片是三人合影。“那是1950年清华校庆日的清华大学宿舍。当时我们住在清华，和林徽因是邻居。”她笑道：“我抱的小猫刚满月，这双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

我把原文更名为《我与钟书的翻译往事》予以刊发。文中说：“我问锺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他的话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自谦道：“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其中涉关重译《堂吉诃德》的来龙去脉，或许对陈明真相有所助益。

修炼与涵养，固然使她睿智和淡保但淡薄归淡薄，她对于学术还是认真的。她不会主动出面解释什么，但如果机会适宜，她显然还是愿意说明情况的。她的头脑非常清晰。也并不因为自己的年龄，而放弃申明的权利。

我后来又去过她家。那天刚巧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姊妹篇《我们的钱媛》一书送来。在她的书桌上，她用笔慢慢在扉页慢慢写下来：“徐-虹……”，再往下写，第三个字是“斜字——我当时呆了一呆。当然，写的不是“小姐”，结果她写的字，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旁说，杨先生真是给足面子了！我心里当然是知道的。

杨绛（1911～）：本名杨季康，钱钟书夫人。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学者。著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