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Walker，China’sMasterSpy，p 162。“外国人尽管勉强，但仍对他表示出敬畏，并经常发展成一种‘恐戴症’。在战时很多人相信每一个厨师、每一个跑堂都是戴笠的特工。”Dobbins，China’sMysteryMan，p 19。“在中国没有一个村庄里没有戴笠的间谍来汇报颠覆活动情况，这是该组织的荣耀。”Caldwell，ASecretWar，p 22。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对他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驻中国别动行政部门的头目约翰·凯斯维科（JohnKeswick）这么形容戴笠：“没文化，缺德，狡猾且能干。从来是杀人不眨眼。一个真正的爆破者。”Aldrich，IntelligenceandtheWaragainstJapan，p 289。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Walker，China’sMasterSpy，p 164。“在1927年上海的清洗中，据说戴笠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它们烧红了为止，然后把捆绑着的囚犯们扔进炉内，一面拉响汽笛来掩盖他们的惨叫声。”Caldwell，ASecretWar，p 21。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地惩罚他。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1985年3月10日在北京的采访。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Dobbins，China’sMysteryMan，p 19。见Dean，GoodDeedsandGunboats，第十四部分（“ServingtheCounterrevolution：MaryMilesandSACO”），pp 116—125。第恩（Dean）在中国当战地记者时是爱泼斯坦的好朋友。他也是美中友协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