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90页。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这一点可在原来由邓文仪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组建的调查科里反映出来。邓文仪于1933—1934年间由于没有处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空军署署长徐培根负责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机场。徐是个非常堕落的人，多年来一直盗用军款，后来到了1932年因为无法弥补亏空，他便决定销毁账目。于是他纵火烧毁了账本和一些军用飞机。徐被撤职后，蒋介石命令邓文仪的调查科调查此事。邓却一直磨磨蹭蹭。蒋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这事转交给了戴笠和徐为彬。他们调查出纵火的原因以及事后邓文仪直接对此事的遮盖。邓在1933年被撤去科长职务，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区对调查科的控制，由戴笠接管。沈醉：《军统内幕》，第2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5页。邓文仪在政治上的屈辱部分原因是CC派和复兴社在上海校园里斗争的结果，中国文化学会（见本书第五章）在那里攻击陈立夫的门徒们。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指控邓文仪用中国文化学会的名义来为自己的非法目的招兵买马。蒋当场撤销了邓文仪的职务，并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7页。从此，一直到抗战开始，戴笠一直被总司令叫作“戴科长”，即邓文仪丢掉的那个头衔。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

对戴笠来说，这可是一个决定性的机会。首先，他所拥有的人员数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长：从145人增加到了1，722人的另一种规模的单位。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p 60 同时，戴笠占有了邓文仪多数或者全部的“骨干”：张毅夫（张严佛）、李果谌、袁寄滨、周声敷、王新衡和谢力公（谢少珊）。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5—86页。王新衡与谢力公以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上，王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过，而且因为当过杜月笙的私人秘书而与上海地下社会有密切关系。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2页。

其次，他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内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及中国中部每一个保安处的调查股，现在起码在名义上都归他控制。在每一个保安处内都有一个调查股，它负责直接向三个“剿匪”地区总部的调查科汇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南昌行营调查科由戴笠接收后，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有的改为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都归戴笠掌握。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