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1931—1933年间的蒋介石与1895—1898年间的康有为或梁启超之间作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前者的弟子们是政府军校的毕业生，而非具有学位的文人。还有，煽动年轻人的狂热无疑是受了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Wakeman，ARevisionistViewoftheNanjingDecade：ConfucianFascism，pp 172—176。关于纳粹影响的图片证据，见TheChinaPress中美于1936年奥林匹克的新闻报道。1936年1月30日，副刊。DooeumChung非常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对这些右翼分子的影响。Chung，ElitistFascism，p 3。刘健群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全会上发行的一本小册子里建议成立蓝衣社。他写道：“国民党应当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党组织的榜样，完全服从领袖的命令，并让它的成员穿蓝色衣衫作为他们意志的象征。”引自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pp 55—56。1934年蒋介石授权发行一万册贝尼托·墨索里尼传记的翻译版。Godley，Fascismoenazionalismocinese。

尽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把那些动员工作与外国法西斯背景联系起来，但在运动中包含有一种很强的本国色彩。也许在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Paxton）勾画的关于法西斯运动的“动员热忱”的七种特点里，只有一点在黄埔领导的大会中存在：团体的首要任务，认为一个人的团体是个牺牲品的信念，对团体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颓废的恐惧，用共同的信念和以暴力排斥异己而强化的兄弟结盟的方法来加强该团体的紧密团结性，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永远以男性为领导的自然权威性，以及暴力和意志的美。这最后一点并非主要的特点。Paxton，TheFiveStagesOfFascism，pp 6—7。在滕杰和贺衷寒的眼里，他们这种动员工作像上世纪末的改革派运动一样，表明爱国领袖能够组织青年“志士”联合救国，以此引起大众支持。这跟他们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学生还是以原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军事干部无关。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这段时期因成立了建国社而有功。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

后者已经在黄埔同学会中形成一个核心。这个同学会继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传统。孙文主义学会的主席原是蒋介石，其实际职权在秘书曾扩情手里。曾的职位后来由酆悌和贺衷寒继任。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8页。除了向成员们分配工作以外，它还鼓励成立像“立志社”这一类的俱乐部。立志社的总部设在南京黄埔路上的一座清宫式的楼里，该社的名称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纪哲学家王阳明强调行的教学。这类俱乐部既现代又具有传统特点，既带有西方或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的色彩，又体现了帝制时代后期学院和社团中学者兼绅士的传统。一个叫作“中德编译学社”的社团在立志社内部成立了。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