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春天，往往把它与江南联系起来，因为北京虽有“春季”，但几乎没有春天。当年在北京郊区（现在都纳入了市区）种地时，脱了棉袄，就穿背心，冬天姗姗而去，盛夏匆匆而至；就是原野中的荒草，刚刚看到嫩芽破甲萌生，转眼就是“孟夏草木长”了。因此，北方人，特别是北京人要领略春天、沐浴春光最好的去处就是“江南”。三十多年前当我在《文学遗产》做编辑的时候，每逢“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都要到外地组稿，特别要去长江下游、太湖周围的“江南”，那里不仅仅“春色冠年芳”，而且也是人文渊薮。

从“江南”到江南

“江南”这个词出现很早，先秦文献中就有，例如《楚辞·招魂》中的名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的涵盖面是很大的，凡是长江之南皆可称“江南”。《招魂》中的“江南”指的是现今湖南。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中的“江南”则包括了南朝梁的全部领地。宋代以前许多关于江南的绮语丽词，大多泛指长江之南。乐府古辞中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丘迟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等，都与现今词语中的江南有很大不同。

两汉以前，长江流域的文化虽然也自有谱系（如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还是相对落后的，起码中原人士是这样看的。楚人陈相放弃了儒家学说，而改学产于长江流域的“许行之学”，被大儒孟子批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也就说中原是正统的“夏”，而楚人之学是“夷”。又说：“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弃“夏”学“夷”就是“下乔木”入“幽谷”。庄子也把“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到野蛮地区卖礼服）视为愚昧之举。即使到了汉代，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长江流域仍有百越遗风。

经历了两汉的南北融合和东汉以后的兵连祸接，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步南移，特别是从晋朝南迁到南朝（宋齐梁陈）这近三百年中，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南朝文化系统逐步形成，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经历了“五胡乱华”后的中原。待隋、唐统一中国，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江南在经济文化习俗方面相对的独立性也日益彰显，这在唐朝地域行政建制也表现了出来。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将“古扬州（《禹贡》中所确立）之南境”分割出来，建立了“江南道”。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盛唐期间（唐玄宗天宝间）又将“江南道”分为东西，“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可简称“江西”，又称“江右”；“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可简称“江东”（李清照就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或“江左”。我们今天常说“江南”这个概念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从唐末到宋朝建立的近百年间，中原又一次陷于战乱，江南一带虽然亦有其问题，但社会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稳定，经济文化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宋朝建立之初中原文化大幅度衰退，而江南文化处于领先地位），中原士人甚至把这里作为躲避战乱的场所，甚至是“安乐窝”。晚唐韦庄的《菩萨蛮》组词中有两首写到了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

“江南”成为“白头誓不归”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