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传对于我们那一代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我们生活在垂直的组织化的社会，你那点事总得让组织知道呀，因此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怎么讲求“个人隐私”的，连少奇同志都说“自己事不论大小无不可向组织言”。文革中没少批他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批“向组织言”，而是批他做不到，说一套，做一套。可见“无事不可向组织言”还是正确的。把自己的事告诉组织，光嘴说还不行，最好还是写，这就近于自传了。

集子借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老自拟，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点真是与他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没有做到孔门的两大告诫：“节饮食，慎言语”。坡公感慨这是“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东坡易传》），所以他才一肚皮“不合时宜”寄之于诗。闹出了“乌台诗案”，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差点没能出来。本来因诗得罪，应该接受点教训，可是当皇恩浩荡，快到此年除夕被释放了，又写诗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也给他酝酿了后祸。虽然我也早就知道这两大金律，但总觉得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君子说的。他们生命金贵，生老病死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他们是“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这一关。至于平民百姓，命如蝼蚁，言若飘尘，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前提是别闹“自然灾害”和买得起），口无遮拦也没多大关系。到老了才懂得这两条的普适性，也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