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自己这六十多年的生活，除了被迫卷入政治运动，被搞成“老运动员”、从而有了种种可笑可悲离奇的遭遇之外就是读书了。如果删除了政治运动，我的一生可能就是读书，对于读书之外的事情，是兴趣不大的。我一生读书生活可分三段，转折点有二，第一个转折点在1980年，第二个在2002年。

第一个转折点使我摆脱了长期的对书需求的饥渴状态，进入了温饱和小康。1980年这一年，五月份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做编辑工作，六月一日，从农村调到北京。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借书、看书、买书、拥有书籍，不会再有人指摘，不再有人说三道四。读书这个爱好与我的职业、工作结合了起来。在我实现我的读书的嗜好的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做奉献，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虽然不是头脑中有念想的书我都能看到了，但至少摆脱了既往读书生活中的恐惧心态和极度渴求。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达到了“温饱和小康”罢。不过我想读书的最佳状态就是“小康”罢，不可能有什么“大同”。“小康”说明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有点差距，保留点张力；而“大同”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读什么，书则不胫而至，求和供两者毫无张力，这样，人没有“寤寐思服”的追求乐趣。像皇帝一样“要啥有啥”，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在读书问题上自幼患有“饥渴”和“恐惧”两症。前者由于家贫，后者由于环境，因为我正赶上1957年以来读书被视为接近犯罪的时代。

先说“饥渴”。读书是我人生的唯一的嗜好和乐趣，读书习惯的养成是由于家庭贫寒造成的。儿童少年直到青年许多娱乐活动是需要钱的，而读书只要有点小钱就能解决了。比如，我上高小和初中时喜欢武侠小说，那时琉璃厂、虎坊桥、西单商场都有租借武侠小说书铺，100元（旧币，相当新币1分，购买力相当现币3角）租一本，押金2000元，可以看48个小时。

如果读书的喜好不加节制的话，一天可以看三本，可是就我的经济能力来看，一天最多能租一本，常常有“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的感觉。上初中后，情况有缓解。我上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这个中学是老校，清光绪二十八年（1992）建校。有个很好、藏书很多的图书馆（一般高校都不能与之相比）。不过我们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图书馆没有武侠小说，但藏书多种多样，我又天生好奇，爱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于是开始了杂食生活。那时除了读当时一般中学生都读的《安徒生童话》《敏豪生奇游记》《高康大》《克雷洛夫寓言》、苏联侦探小说、苏俄小说外，开始喜欢唐诗宋词，先秦诸子的的文章。有位高我三个年级的大同学跟我说，先秦诸子有人论述“白马非马”“鸡三足”“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不动”等惊世骇俗的命题，令我惊讶不已，赶紧借来《庄子》看，尽管看不太懂，但内心喜悦却难以名状，因为总想猎取新知识，并满足了好奇心。上初中我每天上学都要从琉璃厂经过，琉璃厂是北京文化一条街，旧书店、文玩店，鳞次栉比，一间挨着一间。每天在这里都能看到挑动心弦书籍，可是囊中羞涩，只好如老饕过屠门而大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