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北京大型图书馆如北图、首图对于高中生是开放的，这是爱书、而没有能力买书人的好去处。高中我是在北京65中读的，学校西侧的北池子有5路汽车，北行向西拐经北海可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约需15分钟。每天我4点钟下学，到北图约4点半，看书到8点三刻（晚上九点关门）。偌大二楼大厅，约有二百个座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盏台灯。晚上七点以后，一般也就亮着稀稀落落几盏灯。

很长时间里只有两盏灯，一是我头前那盏，一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黑瘦的老人，他往往是看线装的有关戏曲的典籍。而我是杂看，乱看，完全是心血来潮。北图环境优美，又有个养得非常好的花圃。初秋的菊花、深秋的桂花、冬天的腊梅，奇香沁人心脾，使我永难忘怀。然而，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我这样好奇而无知的青年学子的思想任意跑野马的地方。记得1958年，学校里搞“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批判个人主义，互相揭发。我还是抽空儿就跑北图，不料北图在楼内也开辟了一间大房子（休息室斜对面），供读者互相揭发，贴大字报。恕我孤陋寡闻，大约古今中外，很难找到类似的事情了。读者都是萍水相逢，即使来得比较勤的读者之间，也仅仅是脸熟而已。有什么可揭发的呢？真是给人以“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的感觉。当然立了“大字报室”，就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居然还有些积极分子贴了大字报，揭发读者中的错误言行。其中还有我一张，揭发我说，“学校很少有人看赵树理的小说”。当时赵树理小说是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样板。“不看赵树理”就有不革命之嫌（1959年之后，赵因为对大跃进有看法，才逐渐成为打击对象）。乱看书也会引起关注，因为常去北图，与大厅管工具书的服务人员很熟。

70年代，一度我老借阅佛学书籍，管工具书的一位大姐警告我说，“别看佛学书了，后面有‘文保处’的注意你了”。此时这我才知道原来公安局也参与图书管理。恐惧也来自自己，因为读书，就难免说到自己读到的书，或说做点口头评论，这往往是祸之始，后来我横被口祸就与评论书籍有关。可是人长了嘴，这种评论就不可避免，就跟人们吃完饭之后，都不免要说一句食后的感觉一样。记得1960年夏天，邻座一团干部买了一本《胡志明主席诗集》。胡能写汉诗，作为外国人不容易。可是那个印本与毛主席诗集的规格一样。我翻看一遍，不自觉地说了一句“没有毛主席诗词写得好”。那位团干部的脸马上晴转阴，冷不丁子甩过一句“你没有资格评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也年轻气盛，心想只要有足够的知识，本之公义，不私美，不虚誉，任何人都有权评论任何问题。然而，我还是恐惧，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读书、特别是我们这些把读书视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人们，在1980年获得了解放，知识重新被人尊崇，“读书无禁区”被社会普遍认可，读书的恐怖感才与人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