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贝拉还是希望卡尔可以向医学方向努力。正如她母亲迫使她从事安稳的教师职业那样，贝拉也试图把儿子推向医学领域。卡尔天资聪颖，对化学和数学都很擅长，而这两门课都是迈入医学院的必要科目。因此，在贝拉看来，伊坎学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卡尔对肿瘤或是心率之类的医学内容都没什么兴趣，可这些对贝拉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她始终坚信，总有一天，卡尔会感谢她现在的坚持。

“我母亲的性格很坚强，不服输。”卡尔说，“她千方百计想让我去读医学院。她认为凭我的天赋，学医是最好的出路。她那时常说：‘你今后可以去辉瑞工作，一年能赚7万美元。关键是这个工作还十分稳定。’”

“她说得很绝对，似乎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已经决定了，就是这样。”

贝拉现在回想起当初自己的坚持，是这么解释的：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产业可以给他继承，所以对于卡尔来说，学医是最好的出路。当然，其他一些职业也可以，比如律师，但是卡尔的父亲不想让他当律师。因为他在福坦莫大学的教授告诉过他：‘看看那些走在华尔街上的人吧，十个里有九个都是律师，没什么好稀罕的。’”

迫于无奈，卡尔最终还是在1957年的夏天到纽约大学医学院报到了。或许对于贝拉来说，这一天是那么的光彩，但是对于她的儿子而言，这一天却是磨难的开始。这种折磨主要来自他内心的纠结，一方面，他不想让他母亲难过；另一方面，他并不喜欢这个被迫选择的专业。

“我对学业还是很在行的，尤其是化学这样的课程。”伊坎回忆说，“我可以找到那些互相之间可以产生化学反应的元素，也知道如果把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化合物。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喜欢医学院。”

“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对自己懈怠了。如果有谁说要去酒吧，我一定会加入。于是对医学院我也愈发厌恶起来，甚至开始想逃跑。我曾经试着离开过几次，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我母亲有多想看到我拿到医学学位。”

如果进入医学院以后的学业完全只有脑力劳动的话，那么伊坎很有可能真的就待在纽约大学完成学业了，毕竟他的宗旨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可是，一旦离开教室开始具体临床运用知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晕血的同时，他也确信自己肯定会把他在病房里接触到的所有疾病都感染上了，他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在一次巡视肺结核病房的时候，他下定了决心要放弃。

“住院医生说：‘你能给那家伙再做个病因诊断吗？’”卡尔回忆道，“我回答说：‘你什么意思，墙上不是明摆着写着吗？这里是肺结核病房。’”

“可是后来我还是走到病人那里，用手轻轻拍打了病人的胸口。结果他咳嗽了起来，咳出来的东西还溅了我一身。我想，‘天哪，我肯定也感染了肺结核。我得离开那里。’”

伊坎决定要逃离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纽约大学医学院。对于贝拉而言，她毕生的梦想随之破灭了。“当卡尔最终选择离开医学院的时候，”贝拉说，“我们几乎失望透顶。”

但是对于卡尔而言，这是一场解放。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掌控自己命运的滋味。离开医学院30多年后，在他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的采访时，他谈到了当年的医学院的经历，说道：“我为人类做过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我没有去当医生。”